“出現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我國對證人的保護力度不夠。”北京中盛律師事務所杜立元律師接受記者采訪時分析認為，“我國在證人保護方麵的法律規定過於原則性，在程序上缺乏切實可行的保護措施；而且側重於被動的事後懲罰，隻有在證人遭侵害後才以懲罰犯罪的方式亡羊補牢。可以說，對證人保護存在著巨大的法律空白。”
“民間反腐人士喜歡利用網絡反腐，是因為網絡有傳播廣泛、交流便捷、身份虛擬以及風險小等不少優點。”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生導師李成言教授對記者分析道，“利用網絡不但有利於保護自己，而且容易製造社會轟動效應，引起相關部門的重視，使所揭露的腐敗事件，能盡快進入司法程序。”
多位受訪專家還指出，在紀檢檢察機關裏，很多人習慣把舉報和信訪混為一談，導致民眾的舉報權利得不到很好的保障。同時，在某些地方或部門，舉報者的舉報信大多石沉大海，還發生遭被舉報者打擊報複等。由於官方舉報程序不暢通，才使網絡受到民間反腐力量的青睞。
“我國官方提供的舉報方式，還存在效率低、缺乏監督等弊端。”李成言認為，“很多網民選擇民間反腐方式，是不想舉報後被動地等待反腐部門去反腐，而是希望自己掌握反腐主動權，借助網絡這個平台，以輿論壓力促使官方在反腐敗上更有所作為。”
“雖然官方已提供了網上舉報腐敗的途徑，可不少人還是選擇在網上爆料。”北京一家反腐網站負責人張先生告訴記者，“他們之所以選擇網絡反腐，不少人是擔心遭到被舉報人的報複打擊，而網絡隱蔽性強，正好可以保護自己。當然，也不排除有些人是因為不清楚官方的舉報途徑。”
據了解，目前我國還沒有專門的保護舉報人的法律。雖有些相關的規定散見於各部門法當中，但缺乏實際可操作性，所以舉報人遭到打擊報複的事情層出不窮。據中央編譯局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所所長何增科透露，改革開放30年評出的10個反腐名人就有9個遭到報複。
“以網絡作為平台的民間反腐，可以說是一種公開舉報，它給予負有監督責任的部門以巨大的壓力。”中國社會科學院尹韻公研究員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按傳統的舉報方式，反腐部門是否進行了查處、結果怎樣，舉報人都不清楚。通過網絡反腐，監督部門在輿論壓力下，要時時作出反應，民眾能及時了解到案情進展情況。”
法律刀尖上的“舞蹈”
記者調查發現，目前以網絡為平台的民間反腐，正以其快捷、有效且廉價的優勢開辟了反腐新渠道，但由於在法律方麵的諸多缺失，民間反腐也暴露出不少問題，以致也受到不少質疑和指責。
“民間反腐是一把雙刃劍，反腐部門隻有充分認識到這點，才能用好民間反腐力量。”尹韻公表示，“由於民間反腐是在網上大張旗鼓地公開信息，這樣容易打草驚蛇，讓舉報對象及早準備，事先串供或銷毀證據，這樣不但加大查處難度，反而使舉報人陷於被追究誹謗責任的被動地位。”
目前的網絡民間反腐，大多數屬於匿名舉報，但與傳統的匿名舉報方式相比，卻影響力大、傳播範圍廣。不過，民間反腐敗在打擊了一批腐敗官員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以訛傳訛、民意審判，甚至網絡暴力等問題。
“在群體心理中，人們都有一種要表現社會正義感的需求。”南開大學博士生導師齊善鴻教授接受記者采訪時坦言，“在網絡這個虛擬世界中，人們更容易淋漓盡致地進行這種需求的宣泄。然而，這也容易成為一把雙刃劍，走向極端就會演變成一種精神層麵的群體暴力行為。虛擬社會的民間力量，在這裏容易失去理性，對社會構成巨大的傷害。”
“打擊腐敗必須嚴格依法辦事，既要對公民反腐熱情給予肯定，又要認識到‘人肉搜索’‘群眾審判’不能代替正規司法程序。”杜立元認為，“民間反腐是公民行使監督權利的一種方式，但可能出現‘媒體審判’現象。一些個案由於輿論的過早介入，發展成為波及全國的公共事件，在輿論壓力下可能影響司法公正。”
在此前也發生過這樣的事例，有些“網絡監督清單”內容過於簡單，缺乏有力的證據。由於民間反腐難於監督、管理，容易造成信息失實，導致對被公開者的隱私權的侵犯，甚至民間反腐的平台，還為某些居心叵測的人打擊、陷害、報複別人提供了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