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卻背著在北京的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私下將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底稿，送給遠在杭州的毛澤東。6月1日晚，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大字報向全國廣播。第二天，《人民日報》轉載這篇大字報，同時發表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這件事立刻引起極大的轟動。各大、中學學生紛紛起來，貼大字報，開批鬥會，“造修正主義的反”。文化革命運動在北京和全國迅猛地展開。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對這件事都毫無思想準備。陳毅曾就發表聶元梓等人大字報一事當麵問周恩來：這麼大的事情，為什麼連招呼都不打一個？周恩來回答道：我也是在臨近廣播前才接到康生的電話，說要發表這篇大字報。後來，毛澤東對《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寫下批注：“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決抵製。”顯然，這裏是有所指的。
毛澤東寫出了令與會者震驚的《我的一張大字報》，和少奇、小平一樣，周恩來才知道“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指什麼
1966年6月15日，根據原先決定卻一再推遲的計劃，周恩來出訪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在為時半個月的出訪中，周恩來的心情一直處於一種異乎尋常的緊張狀態中。在回國途經巴基斯坦時，巴基斯坦總統阿尤布·汗發現：周總理同以往有些不一樣，缺乏通常的那種爽快的情緒-是否因為太忙和太疲倦，還是其他原因？其實，最使周恩來放心不下的還是國內變幻莫測的政治局勢。
7月1日，周恩來回到北京。這時，一些大中學校已出現亂批亂鬥、對批鬥對象（主要是黨政負責人和教師）進行毒打和人身侮辱等嚴重問題。中共中央領導層中對工作組廢存去留的兩種不同意見正在激烈交鋒：劉少奇、鄧小平等是堅持運動要有黨的領導，要較有秩序地進行，認為在許多學校的黨委已不能正常工作的情況下，派工作組是必要的；而陳伯達等卻幾次反對派工作組，認為這樣做不利於放手地讓群眾起來“革命”。
就在這個期間，毛澤東聽了陳伯達、江青等的彙報後，已經認定派工作組是壓製群眾、阻礙運動，下決心撤銷工作組，“要由革命師生自己鬧革命”，他嚴厲地指責說：阻礙革命勢必幫助反革命、幫助“黑幫”。這無疑使周恩來感到困惑。7月28日，他第三次來到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時對師生們說：在這場運動中，主觀上革命的，不一定不犯錯誤；百分之百的對是沒有的，我就不保險。
8月1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
全會開幕當天，毛澤東在會上激烈指責派工作組的做法，認為工作組“起了一個鎮壓群眾、阻礙群眾的作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組都是幹盡了壞事”。同一天，他寫信給反對工作組的北京清華附中紅衛兵，對他們的革命造反精神“表示熱烈的支持”。這時，全國各學校已普遍出現揪鬥工作組的現象，並開始衝擊派出工作組的各黨政機關。這封信對他們是很大的鼓勵和支持。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