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7月，鄧小平回憶說：“1975年處理鐵路問題時，對幫派分子，我說現在不抓人，把他們調開。‘四人幫’說不行。我說凡是幫派頭子，有一個調開一個，再出一個再調開，一天調一個，一年調365個。這個話傳下去以後，鐵路上的秩序馬上就好了。”鄧小平還講過：當時抓整頓，用了幾個人才，就把幾個方麵的工作整頓得很有成效，局麵就大不一樣。
1987年10月，在談到改革問題時，鄧小平又提出：“說到改革，其實在1974年到1975年我們已經試驗過一段。1973年周恩來總理病重，把我從江西‘牛棚’接回來，開始時我代替周總理管一部分國務院的工作，1975年我主持中央常務工作。那時的改革，用的名稱是整頓，強調把經濟搞上去，首先是恢複生產。凡是這樣做的地方都見效。不久，我又被‘四人幫’打倒了。我是‘三起三落’。1976年四五運動，人民懷念周總理，支持我的也不少。這證明，1974年到1975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願望。”
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指出：由於鄧小平“著手對許多方麵的工作進行整頓，使形勢有了明顯好轉”；但是“毛澤東同誌不能容忍鄧小平同誌係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又發動了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全國因而再度陷入混亂。”這便是鄧小平所講他當時第三次被“打倒”的根本原因所在。然而，在此之前，一直伺機反撲的“四人幫”一夥已經開始向鄧小平及其支持者周恩來發難了。
這一年8月中旬，毛澤東對中國古典小說《水滸》一書發表評論，指出《水滸》“隻反貪官，不反皇帝”，農民起義軍領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讓人招安了”，進而得出結論：“《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麵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對此，“四人幫”一夥如獲至寶，迫不及待地借毛澤東的評論大做文章。姚文元於當天便致信毛澤東，認為毛澤東所作評論“很重要”，對現在和將來的中國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義”，並提出應把毛澤東的評論和他的這封信印發中央政治局成員及各宣傳、出版單位。
在“四人幫”操縱下，從8月底開始，全國各類報刊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宣揚評論《水滸》也是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一個“組成部分”，其主題就是要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
幾個月來一直“消沉”的江青，這時也親自出馬，在一些公開場合大談評論《水滸》的“現實意義”，並一再強調“要聯係實際”。甚至露骨地宣稱“現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他們反對學理論，反對限製資產階級法權”，借以發泄對前不久中央政治局批評以她為首的“四人幫”的不滿。其間，毛澤東曾痛斥江青的一些言論，並製止印發她的講話稿。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