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這個“問題”是很清楚的。1931年至1933年，由於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的破壞，洪湖、湘鄂西地區的革命事業遭受了慘痛的失敗，不僅根據地喪失殆盡，而且紅軍也由五餘人銳減到不足3000人。也就在這個時候，1933年12月蔣介石對根據地采取兩手政策，他一麵以重兵圍困紅軍，一麵又親自委派政客熊貢卿對賀龍進行遊說、策反。熊先派梁素佛聯絡，帶著熊貢卿以昔日好友的名義寫給賀龍的信，說是要來敘舊，並願意幫助解脫困境。賀龍立即識破了熊貢卿的用心，並認為是對自己的極大侮辱，當即報告了黨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分局為了搞清蔣介石對中央蘇區和紅四方麵軍破壞的情況，遂允許熊貢卿前來。熊貢卿來到後，供述了情況。賀龍便下令把他逮捕了。在從茨岩塘到桑植途中的一個山埡口，賀龍激憤地對部隊說：“今天，我們要槍斃一個壞蛋，他叫熊貢卿。他是來幹什麼的呢？是蔣介石派來勸降的說客，這對我們紅軍是極大的侮辱。同時他又是奸細，我們絕不能放他回去。蔣介石的算盤打錯了，他完全是癡心妄想。艱苦困難嚇不倒紅軍，高官厚祿收買不了紅軍，陰謀詭計也騙不了紅軍！”接著下令槍斃熊貢卿。這一番大義凜然的話和堅決的行動，凝聚了賀龍對階級敵人強烈仇恨，表現了賀龍對黨對人民的無限忠心。然而，這也在“文化大革命”當中竟成了賀龍的“罪行”？賀龍感到自己赤誠的心被嚴重地傷害了。他抓過一個筆記本，不停地寫上“冤枉”兩個字，一頁紙寫得滿滿的。他說：“他們要是叫我簽字畫押，我就寫這兩個字。要是槍斃我，我就喊冤枉！”整整一天，他都被怒火燒灼著，煙吸得很多，話很少，不時地在屋裏走來走去。
那天晚上，他極感慨，他極激動，話也很多。他對夫人薛明說：“1916年2月16日（舊曆），我20歲時，用兩把菜刀砍了芭茅溪的鹽稅局子，開始鬧革命。大革命失敗後，又拒絕了高官厚祿的引誘，驅趕了敵人派來的‘說客’，處理了部隊的反動分子，保護了被追捕的共產黨人和農協會員。然後，堅持執行黨的指示，參加了南昌起義。南昌起義失敗後，我脫下將軍穿的馬靴，穿上了草鞋，和周逸群等同誌帶著幾支手槍路過洪湖，攻打反動民團，繳了幾支槍。後來我把槍留給當地組織遊擊隊，自己回到家鄉桑植一帶發動農民起義，經過艱苦卓絕的鬥爭，終於組織了紅四軍，創建了湘鄂西革命根據地。”接著，賀龍又談到昔日九死一生的戰鬥和艱難的萬裏長征；談到在王明路線時期，自己怎樣處於被排斥和不受信任的地位，又如何不顧個人安危，仗義執言，使革命減少損失；也談到了在張國燾搞分裂陰謀的麵前，怎樣堅決站在毛主席一邊進行鬥爭的情景。賀龍也談到了他的親屬。這是他第一次告訴夫人，他的親姐姐賀民英、賀五妹在同敵人生死搏鬥中壯烈犧牲，妹妹賀滿姑被殘酷地殺害，連屍骨都不能收。戰爭中，賀家宗族上百口人死在國民黨反動派的屠刀之下，他的家被抄，房屋被燒、連祖墳也被挖了……是啊！賀龍是在革命最艱難的時候找到了黨，他跟著黨中央、毛主席，從沒三心二意，從沒有片刻懈怠。他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給了黨。“我本來就是在共產黨背時的時候參加革命的。所以無論多麼背時我都不怕”，他歎了口氣，聲音低下去了，“可是，現在搞成這個樣子，黨怎麼辦？國家怎麼辦？”這一夜，賀龍在床上翻來覆去通宵沒有入睡。第二天，薛明在整理床鋪時，發現枕巾濕了一處。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