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首先將自己的辦公室設在中央政治研究室，靠近為毛澤東準備的辦公室，這樣可以“近水樓台”。這一招很靈驗，沒有幾個月的時間，他由於全力投入，著手抓理論工作，而被任命為中共中央文教小組副組長，1959年他又被任命為《毛澤東選集》編委會副主任。此間，康生又毛遂自薦，向毛澤東建議在中央文教小組下設理論小組，由康生兼任組長，此後又將理論小組提升為中央理論小組，他身兼二任，撈取了實權。
這年下半年，中央決定康生兼管黨校的工作。這更使康生喜出望外，他可以如願以償地在這個位置上打著馬列主義“理論權威”的幌子招搖撞騙而通行無阻了。
康生開始使出了以前的那套“看家本領”，用一步比一步高的調門吹捧毛澤東，製造個人迷信，循序漸進地將毛澤東神化。他用理論作為敲門磚，漸漸博得了最高領導人的歡心。他借大談“毛主席對馬列主義的最新發展”來標榜自己是無產階級的“理論權威”，並將此作為他的萬能法寶，作為他的護身符和遮醜布，來為自己撈取政治資本。“功夫不負有心人”，康生終於敲開了最高權力之門，達到了自己的目的，爬上了更高的地位。在這之後20年內的各種政治運動中，康生一直安然無恙，而且還能步步高升，可見康生走的這著棋又是相當“成功”的。
“文化大革命”前夕，康生就感覺到了一場大的風暴即將來臨，於是便捷足先登，在政治舞台上煽風點火，製造混亂。早在1964年，康生就多次向毛澤東說過：“吳晗的《海瑞罷官》同廬山會議有關，是替彭德懷翻案。”他不顧曆史事實，“發明”了《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康生不愧是諳熟奸道的高參和玩弄陰謀手段的高手。在江青彙報碰釘子後，他親自向毛澤東進言，說自己考慮了兩三年，看出《海》劇是為彭德懷鳴冤叫屈，為彭德懷翻案。康生的描述引起了主席的重視，他由於搶了頭功而倍加受寵。他後來又在《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整個部署上，起了畫龍點睛的作用。這篇文章的發表，是一個地地道道的陰謀，是江青授意張春橋、姚文元炮製的。從中共中央常委、政治局到書記處，除康生以外，其餘人都被蒙在鼓裏，不知道文章的由來。
1965年，中央決定成立五人文化革命領導小組，彭真被委任為組長，康生當上了副職。他與江青等人一直暗中勾結，為他們出謀劃策，同時又把文化革命領導小組的情況一五一十地透露給江青，對江青掀起天下大亂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