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一生做盡了壞事，回過頭來看，公平地說，他在上海大學階段，可以說是他一生中表現較好，對黨確實做了些有益工作的時期。他參加了1925年的上海工人“二月罷工”，“五卅”運動後，在上海總工會當幹事。1926年回上海大學任中共特支委員會書記，組織了上海大學學生參加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裝起義。1927年任滬東區中共區委書記，組織滬東區工人參加了第二次和第三次武裝起義。康生一生最為光榮的事，就是他參加了周恩來、羅亦農、趙世炎等人領導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
康生本身卻從不主動談起這段曆史。他為什麼對這段輝煌的曆史默而不宣呢？細細查看康生的言論，我們就會發現這樣一個秘密：原來他將上海大學時期他所發生的轉變，偷偷移置到五年前“五四運動”爆發的時候去了。康生不可告人的目的，顯然是想把自己打扮成受“五四運動”影響而背叛地主階級家庭，走向革命的我國首批無產階級革命家。但是，篡改的曆史，畢竟是不真實的。給自己臉上貼的金子遲早會掉下來。
在“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對於他要抓要打的“叛徒”、“特務”，總是歪曲曆史，捏造“事實”。而對於自己不光彩的曆史卻想肆意篡改，極力抹殺。康生也真算得上有一副好腦筋，對反對過他或他迫害過的人，他總是記得一清二楚。對於各個時期他打擊迫害過的人，他都嚴加防範。對敢於揭發他的人，他都瘋狂報複。他複仇的對象中，除了優秀的共產黨員和堅定的革命者之外，還有極少數的使他感到“威脅”的叛徒、特務。於是，他開始了對他肮髒的曆史進行“銷贓”，首先是對知道自己底細的叛徒和特務“滅口”。
王雲程和盧福坦都曾經是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是相當一級的幹部，但在被捕後叛變，出賣同誌，在解放後被我專政機關逮捕，長期關押。由於他們都知道化名趙容的康生，在30年代的上海到底做了些什麼，知道趙容如何利用暗殺告密等卑鄙的手段，在黨內派別鬥爭中消除異己，知道趙容曾“被捕叛變”、“出賣同誌”等。於是在康生掌握中央專案組大權之後，曾一再催促殺人滅口，結果王、盧二人於1969年分別被秘密處死。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