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這種做法，彭真為自己惹下了“大禍”。他根本沒有領會毛澤東的意圖。1965年9月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毛澤東當麵詰問彭真：“吳晗可不可以批判？”彭真答道：“吳晗有些問題可以批判。”事後，彭真也未體味出這句話可能隱藏的含義，這位耿直的共產黨人根本就談不上準備對吳晗進行批判。
兩個星期過去了，北京等地報刊仍拒不轉載姚文元的文章。毛澤東下令：出小冊子！11月24日，上海新華書店急電全國各地新華書店征求訂數。北京市新華書店奉市委之命不表態，電話詢問也不表示意見。直到11月29日才在來自上麵的壓力下，被迫同意征訂，但仍拒絕發行。
作為另一方的代表江青、張春橋，他們一邊捺下性子等待對方的反應，一麵策劃著“放長線釣大魚”。在雙方僵持的局麵下，周恩來出麵了。不過他實際處於一種兩難境地，毛澤東已開始抱怨“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北京市委要搞“獨立王國”了，他必須使毛澤東改變對彭真這一看法，以保護彭真。市委專門開會討論了北京各報轉載姚文元文章的問題，彭真最後同意轉載，但他認為，北京各報隻能相繼轉載，以免震動太大，並強調這是執行“放”的方針，實際上是退一步地保護吳晗。
11月29日，《北京日報》、《解放軍報》全文轉載了姚文元的文章。次日，《人民日報》也在《學術研究》欄裏全文轉載。彭真試圖把這場討論限製在學術討論範圍內，因此他親授《北京日報》的按語，強調了要根據“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進行平等的、以理服人的討論。《人民日報》的按語是周恩來總理修訂的，也強調了“雙百方針”。隻有《解放軍報》的按語是：《海瑞罷官》是一株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
此後，《北京日報》、《人民日報》按照周恩來、彭真的意見，有意刊登了鄧拓、周揚、李琪等人的長篇文章，造成在學術觀點上熱烈討論的氣氛，有些文章還尖銳地批評了姚文元無限上綱的錯誤做法。這顯然違背要下定決心，以批判《海瑞罷官》為突破口開展一場意義深遠的政治運動的毛澤東的意願。
1966年2月13日，彭真召開了五人文化小組會議，準備以五人小組的名義，起草一個彙報提綱，在全國範圍內控製批判《海瑞罷官》的火力。五人小組是由彭真、陸定一、康生、周揚、吳冷西五人組成的，彭真是組長。在五人小組擴大會議上，彭真說：“吳晗的問題是學術問題，與彭德懷沒有關係，不要提廬山會議。學術批判不能過火，一過火就有反複……”與會大多數同誌讚成彭真的說法，隻有康生“力排眾議”，說吳晗的問題是政治問題，要同廬山會議相聯係。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