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賓諾莎的泛神論，斯賓諾莎的情感學說，斯賓諾莎的倫理學和政治哲學，對達馬西奧產生的影響，不論怎樣估計都不過分。晚年達馬西奧的問題意識，很明顯地，從神經科學轉入演化生物學和演化心理學，再轉入“文化”或“廣義文化”（人類以及遠比人類低級的生物社會的文化）的研究領域。文化為生活提供意義，廣義文化常常隱含地表達著行為對生命的意義。最原始的生命，其演化至少開始於10億年前的真核細胞。達馬西奧和我都相信（參閱我2011年出版的《行為經濟學講義》），最早的生命是“共生演化”（symbiosis）的結果。並且，我們都認為廣義文化的核心意義是“合作”——我宣稱行為經濟學的基本問題是“合作何以可能”。達馬西奧認為關於合作行為的“算法”是10億年演化的產物，雖然，這樣的廣義文化將世界表達為一套“奇怪的秩序”。例如，在原核細胞的演化階段（大約20億年前），很可能“線粒體”細胞與“DNA”細胞相互吞噬的行為達成僵局，於是共生演化形成真核細胞，而這樣的細胞，基於共生演化或合作，確實看起來很奇怪。他把這一猜測，寫在2018年的新書裏。不過，早在2011年，哈佛大學諾瓦克（Nowak）小組的仿真計算表明，在幾千種可能的“道德”規範當中，隻有幾種形成合作的規範是“演化優勝”的。
最原始的生命，例如由細胞膜圍成的內環境，隻要有了“內環境穩態”（homeostasis），隻要在生存情境裏有可能偏離這一穩態，就有試圖恢複這一穩態的生命行為，不論是否表達為“情緒”、“意象”或“偏好”（喜歡與厭惡）。因此，生命行為或（由於算法）被定義為“生命”的任何種類的行為，可視為是“內平衡”維持自身的努力，物理的、化學的、神經遞質的，於是，在物理現象與生命現象之間並不存在鴻溝。根據演化學說，在原始情緒與高級情感之間也不存在鴻溝。在融合思路的頂峰，達馬西奧推測，從生命現象（“腦”和“心智”）湧現的意識現象，以及從意識現象（基於“自我意識”）湧現的“精神現象”，都可從上述的演化過程中得到解釋。個體與環境的這種共生關係，不妨用這篇序言開篇提及的經濟學家史密斯的表達，概括為“演化理性”，又稱為“生態理性”。
精神現象，在20世紀的“新精神運動”之前的數千年裏，主要表達為“宗教”——個體生命融入更高存在的感覺以及由此而有的信仰，還有信仰外化而生的製度。在當代心理學視角下，任何生命個體，都需要處理它與環境之間的關係問題。對個體而言，最廣義的環境是宇宙，或稱為“整全”，中國人也稱為“太一”。古代以色列人禁止為“太一”命名，因為，任何“名”（可名之名，可道之道）都不可能窮盡整全，於是都算“褻瀆”。最初的信仰，就是對個體生命在這一不可名、不可道的整全之內的位置的敬畏感，以及因個體和族群得以繁衍而產生的恩典感。個性弘揚，抗拒宗教對信仰的束縛，諸如路德的改革，於是個體生命可以表達與神聖“太一”合體的感受（天降大任於斯人也）。歸根結底，還是個體要處理它與“整全”之間的關係問題。這套關係是連續的譜係，從低級的細胞膜行為——稱為“情緒”，演化為高級的信仰行為——稱為“精神”。
我認為達馬西奧的這幾本書，或許遠比我的《行為經濟學講義》更容易讀懂。眾所周知，以目前中國學術界的狀況，優秀譯文難得。謹以此序，為湛廬文化在這一領域堅持不懈的努力提供道義支持。
斯賓諾莎的泛神論，斯賓諾莎的情感學說，斯賓諾莎的倫理學和政治哲學，對達馬西奧產生的影響，不論怎樣估計都不過分。晚年達馬西奧的問題意識，很明顯地，從神經科學轉入演化生物學和演化心理學，再轉入“文化”或“廣義文化”（人類以及遠比人類低級的生物社會的文化）的研究領域。文化為生活提供意義，廣義文化常常隱含地表達著行為對生命的意義。最原始的生命，其演化至少開始於10億年前的真核細胞。達馬西奧和我都相信（參閱我2011年出版的《行為經濟學講義》），最早的生命是“共生演化”（symbiosis）的結果。並且，我們都認為廣義文化的核心意義是“合作”——我宣稱行為經濟學的基本問題是“合作何以可能”。達馬西奧認為關於合作行為的“算法”是10億年演化的產物，雖然，這樣的廣義文化將世界表達為一套“奇怪的秩序”。例如，在原核細胞的演化階段（大約20億年前），很可能“線粒體”細胞與“DNA”細胞相互吞噬的行為達成僵局，於是共生演化形成真核細胞，而這樣的細胞，基於共生演化或合作，確實看起來很奇怪。他把這一猜測，寫在2018年的新書裏。不過，早在2011年，哈佛大學諾瓦克（Nowak）小組的仿真計算表明，在幾千種可能的“道德”規範當中，隻有幾種形成合作的規範是“演化優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