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中蘇論戰的重量級選手2(1 / 2)

出席中蘇兩黨會談的蘇方代表以蘇斯洛夫為首,成員包括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格裏申;蘇共中央書記、主管意識形態、地位僅次於蘇斯洛夫的馬廖夫;蘇共中央書記、蘇共中央聯絡部部長安德羅波夫;蘇共中央書記伊利切夫;真理報總編輯薩丘科夫和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會談地點在列寧山上的蘇共中央會議廳。從7月6日開始,曆時兩周,總共開了九次會。

7月6日的第一次會談蘇斯洛夫首先發言。他一上來就攻擊我們6月14日的信,為蘇共中央3月30日的信辯解。他著重講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總路線是和平共處、和平競賽與和平過渡。接著就談到蘇共為什麼提出全民國家、全民黨的問題,這可能是由於我們6月14日的複信中尖銳地批判了全民國家、全民黨的觀點。蘇斯洛夫共講了兩個多小時,他講完後暫時休會。

當晚,代表團在我駐蘇大使館開會,針對蘇斯洛夫的發言,決定先講中蘇分歧從何而來,對原來在國內準備好的稿子作了修改,回答他對我們6月14日複信的攻擊,但重點仍然是原來稿子的主要內容,即曆史地分析中蘇兩黨的分歧從何而來。對蘇斯洛夫所談的全民黨、全民國家的論點,代表團決定留待以後發言時加以批判。

第二次會議是在7月8日舉行的,由中共代表團團長鄧小平發言。

鄧小平在發言中著重講了中蘇兩黨的分歧從何而來和分歧的實質。指出,中蘇兩黨的分歧從蘇共的“二十大”就開始。他接著列舉蘇共“二十大”、1956年蘇波關係和匈牙利反革命事件、1957年莫斯科會議、1959年中印邊界和戴維營會談、1960年布加勒斯特會談和莫斯科會議,蘇共“二十二大”以及1962年至1963年歐洲五個兄弟黨大會反華等一係列事實,說明分歧逐漸發展成為兩條路線的分歧。分歧的實質是革命還是不革命的問題。這個發言,是後來我們評蘇共公開信的第一篇文章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的基礎。

中蘇兩黨第二次會談後,蘇共中央於7月9日發表了一個聲明,是專門針對北京召開群眾大會歡迎被蘇聯驅逐出境的大使館工作人員和留學生的。聲明認為中國這樣做隻會使中蘇兩黨會談的局麵尖銳化。

中共中央在7月10日發表聲明,答複蘇共中央7月9日的聲明。我黨聲明說,蘇共中央在這個時候發起對中國黨的新的攻擊,使我們不能不公開做出回答。聲明指出,我們6月14日的信是回答你們3月30日的信的,並不存在誹謗的問題。

聲明強調說,中國還是一貫堅持原則、加強團結、消除分歧、共同對敵的立場。中蘇團結太重要了,絕不能做親痛仇快的事情。

7月10日,中蘇兩黨代表團舉行第三次會談。這次又是蘇斯洛夫發言。他這次發言主要是回答鄧小平講的分歧從何而來的這個問題。蘇斯洛夫說,分歧是從戴維營之後開始,是中國對蘇聯采取對立的態度。他不同意我們說分歧是從蘇共“二十大”開始,也不同意鄧小平在發言中講到1956年蘇波關係緊張和匈牙利事件問題,更不承認他們在中印邊境糾紛中偏袒印度。他攻擊我們搞分裂主義,說什麼我們發表七篇答辯文章就是搞分裂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