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訪尼泊爾時，鄧小平在成都作短暫停留，談農村和城市政策，吹響了改革的號角，為這次出訪譜寫了一段不尋常的插曲。
此次出訪尼泊爾要飛越喜馬拉雅山，這對於一個７４歲的老人來說，無疑是一種嚴峻的挑戰，而鄧小平的一生都在迎接各種挑戰。為此，他在成都作短暫停留，以調整身體狀態，為翻越世界的屋脊做準備。
也就是這次在成都，鄧小平語出驚人，談到了中國的農村和城市政策，吹響了改革的號角，後來他戲稱自己“在四川點了一把火”。
這時的中國雖然已經粉碎“四人幫”一年多了，但由於主持中央工作的領導人繼續推行“兩個凡是”，使國民經濟在前進中出現徘徊。特別是農村和城市政策，仍然因守過去“左”的一套，束縛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早在１９７７年４月，鄧小平還未出來工作時，他就針對“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致信華國鋒、葉劍英和黨中央，提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的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５月，他又同中央兩位負責同誌談話，明確說“兩個凡是不行，不符合馬克思主義”。
黨的十屆三中全會，恢複了鄧小平黨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他在這次中央全會上發表的講話中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思想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我說要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作指導思想，意思是要對毛澤東思想有一個完整的準確的認識，要善於學習、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的體係來指導我們各項工作。隻有這樣，才不至於割裂、歪曲毛澤東思想，損害毛澤東思想。”
９月，鄧小平在會見美聯社董事會代表團時指出：過去“四人幫”不提倡搞生產，認為搞生產就是“唯生產力論”，就是“不革命”，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他們反對按勞分配原則，所謂按勞分配，就是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不得。現在，我們要恢複按勞分配的原則。我們是實行低工資政策，要實行好多年。隨著經濟的發展，才能逐步提高工資。我們采取低工資政策還因為有個城鄉關係問題，如果工資過高，農村生活水平不能很快提高，會吸引許多勞動力進入城市。即使我們的工業更發達，國家收入更多，也要照顧城鄉關係，不能相差太多，當然差距總會有的。要按勞分配，要有差別，但差別不能太大。群眾反對“四人幫”，主要是反對他們不讓勞動，不讓提高勞動生產率，不鼓勵勞動有貢獻的人，不讓他們的收入多一點，不讓那些在艱苦條件下勞動的人多收入一點。這是違反馬克思主義，違反社會主義原則的。對外貿易是隨著我們經濟發展而發展的。我們曆來提倡自力更生，但並不是像“四人幫”解釋的那樣，什麼東西都要自己搞，連世界上先進的東西都不接受。為什麼不接受世界上先進的東西？這是人類共同的成果。
這一時期，鄧小平反複考慮的問題是怎麼樣解放思想，清理農村和城市的政策問題。利用出訪尼泊爾在成都停留的機會，２月１日，鄧小平在聽取中共四川省委彙報工作時說：“農村和城市都有個政策問題。我在廣東聽說，有些地方養三隻鴨子就是社會主義，養五隻鴨子就是資本主義，怪得很！農民一點回旋餘地沒有，怎麼能行？農村政策、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各地也要清理一下，自己範圍內能解決的，先解決一些，總要給地方一些機動。真正解決下鄉知識青年問題，歸根到底是城市工業要發展。重工業發展以後，是不是開辟一些就業門路，比如輕工業、服務行業，都可以用一些人。資本主義國家服務行業可以用很多人，我們用的人很少。又比如，發展旅遊事業，可以用很多人。對多餘人員的出路要多想些辦法，隻能靠自己多開辟門路。全國都要研究有什麼門路容納這些勞動力的問題。工廠裏要培養科技人員。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科技人員和工人的比例開始為一比八，後來科學技術發展了，倒過來為八比一。我曾經講過，可能有兩個問題拖我們的後腿。一是農業，搞糧食不容易；二是管理水平，我們不會管理。”
鄧小平的這次談話，對四川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省委領導貫徹鄧小平的講話精神，解放思想，實行靈活的政策，半年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年的８月，鄧小平又一次談到四川農村的情況，他肯定四川農業的發展是政策對頭。他說：“所謂政策，還是老政策，無非是按勞分配，這是最根本的，不吃大鍋飯，按勞分配，再加上點小自由，如養雞，給少量的自留地，一年就搞起來了，兩年就翻身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