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陽在漢、唐時，一般稱為東都，隻是在北宋時期，都城設在開封，洛陽便叫西京了。讀宋人周烽的《清波雜誌》，我們知道歐陽修中了進士以後，第一次出任公職，就曾調洛陽來任西京推官一職。他以試南宮第一名，擢甲科的成績就任，到洛陽後，又得到頂頭上司錢惟演的賞識，可見其才華橫溢，年輕氣盛。
判河南府駐洛陽的首席長官錢惟演，是一位很有名氣的貴族，一位很有學問的文人，還是一位很有才華的詩人。他是吳越王錢俶的次子，隨父降宋，曆任右神武軍將軍，知製誥，翰林學士，工部尚書，樞密使。參加過編修《冊府元龜》，還作為“西昆詩派”的代表人物，與楊億、劉筠齊名，他們互相唱和的詩，輯為《西昆酬唱集》，詩詞精工穩切，文章真切清麗。
但他在官場中，趨炎附勢，巴結討好，排擠構陷，固權恃寵，可說得上名聲不佳。第一手，賴其妻妹的關係，得以攀附皇族，第二手，用與名門聯姻的手段，裙帶權貴，都一直是禦史和輿論的攻擊對象。在中國文人中間，這種人品與文品的悖背現象，他不是最初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倒是經常可以見到的。
此公最差勁的，是在洛陽任上，做了一件特別拍馬屁的事情，留在曆史上，便永遠被人詬病了。他來西京為官，而西京有什麼可以讓他得以表現討好的呢！
也就隻有牡丹了。當然，他這樣做，也是怕東京遺忘了他這位貴族子弟，竟仿效唐代以驛馬傳送荔枝的辦法，每到洛陽牡丹花季，一定要大動幹戈地將各色名貴品種，如姚黃魏紫之類，興師動眾，快馬加鞭，送到開封供內廷賞玩。同時代的蘇東坡，寫過《荔枝歎》一詩，結尾兩句：“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詩人自注，“洛陽貢花，自錢惟演始”，就是明明白白嘲諷他的。在《東坡誌林》裏也提到過此事：“錢惟演留守洛陽，始貢花，識者鄙之。”
可能在錢惟演看來，送花是一件雅事，一個貴族，而且又是一個官僚，顯然不會把給老百姓造成的騷擾麻煩當回事的。盡管他的人品為世不屑，但也有值得稱道的另一麵，他是一位極好讀書的文人。歐陽修晚年著《歸田錄》，這樣描寫過他的老領導：“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詞，蓋未嚐頃刻釋卷也。”《宋史》也稱他“於書無所不讀，家儲文籍侔秘府。”還說他“尤喜獎勵後進”，像歐陽修、梅堯臣這些名士，未出道前都受到他的推重。
當時，北宋政權麵臨著從河北方向而來的契丹入侵，形勢比較吃緊，而西北方麵，由於範仲淹作陝西經略時，較好地處理了西夏和羌族的關係，外部壓力，相對來講，就不是很緊張的了。可想而知，這樣一個寬鬆的環境，這樣一位愛才的領導，自然會招徠一群風流倜儻的文人，聚集在他周圍，談詩論文，絲竹唱和，當時洛陽所營造出來的文化氣氛，一定是非常濃厚的。《清波雜誌》就記敘了他們的一次遠遊：“一日，群遊嵩山，取潁陽路歸。暮抵龍門，雪作。登石樓，望都城次，忽煙靄中有車馬渡伊水者。既至，乃思公（即錢惟演）遣廚傳、歌妓，且致俾從容勝賞毋遽歸之意。”
我想，這也許是人的多重性格了，這位錢思公，在官場鬥爭中，人品不高，可在文人中間，一旦放下官架子，那詩人氣質，倒顯得十分可愛了。他不但不叫他的這些部下，趕緊回府，簽到上班，奉公辦事，否則的話，麵孔一板，要扣獎金，扣工資。還興致勃勃地從洛陽城裏，派來了做飯的廚子，唱歌的歌女，過伊水，登龍門，讓他們在大雪天裏，盡情地玩個痛快，這樣一位領導，實在是令人對他要刮目相看的了。
故事到這裏並沒有終結，不久，此公又倒黴了，“思公既貶漢東，王文康公晦叔為代。”領導換了，歐陽修等年輕人好像沒有改變他們的快樂生活，以致這位新上任的王文康公大為不滿：“訝幕客多遊，責曰：‘君等自比寇萊公（即寇準）何如？萊公尚坐奢縱取禍！’”大家愣住了，一時語塞，不知如何應對，隻見年輕的歐陽修站起來，侃侃而論，從這時起便顯出他後來終於要不同凡俗的氣勢。“眾不敢對，歐公取手板起立曰：‘以某論之，萊公之禍，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爾。’四座偉之。是時，文康年已高，為之動。”
年輕時意氣用事的一句話，到歐陽修老年時，也沒有忘卻，而且身體力行，退出權力中心，這實在是了不起的。“故歐公六十五即休致，門生或有言：‘公德望為朝廷倚重，且未及年，豈容遽去？’公答曰：‘某平生名節，為後生描畫盡，惟有早退以全晚節，豈可更被驅逐乎？’以是知公未老先退，蓋以文康公為戒，且踐疇昔之言也。”歐陽修的回答，可謂字字擲地有聲。老實說，該退則退，戀棧何必，晚節不全，一生英名都玩兒完的話，那倒更不劃算了。
通過《清波雜誌》的這則小故事，使我們從古代文人的長長短短中，多少得到一點啟發，也算有所裨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