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澤東論個人崇拜，林彪布置學習毛主席著作
毛澤東在成為黨的主要領袖的很長一段時間裏，一直是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反對過分頌揚個人，反對個人崇拜的。1943年4月22日，毛澤東致信中央宣傳部部長凱豐，針對黨內同誌要給他做壽，並提出宣傳毛澤東思想的事情，指示說：生日決心不做，做生日太多，會生出不良影響。我的思想(馬列)自覺沒有成熟，還是學習時候，不是鼓吹時候。1945年4月，在起草《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時，毛澤東一再表示：“決議案上把好事都掛在我的賬上，所以我對此要發表點意見。寫成代表還可以，如果隻有我一個人，那就不成其為黨。”在中共七大上，毛澤東還說道：我不是天生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學而知之，是人而不是神。
新中國成立之初，1950年5月20日，沈陽市決定在市中心區修建開國紀念塔，塔上鑄毛澤東銅像。毛澤東批示：“鑄銅像影響不好，故不應鑄。”同年9月20日，長沙地委和湘潭縣委要修理毛澤東故居。毛澤東去信說：“請令他們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響。是為至要。”同年10月27日，北京市要在天安門前鑄造毛澤東銅像，毛澤東也立即批示：“不要這樣。”
1956年4月，針對赫魯曉夫揭露出來的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問題，毛澤東認為，中國黨內應該從中吸取教訓，建立健全群眾路線、集體領導的政治製度，防止突出個人、個人崇拜的現象在中國黨內出現。同年9月，中共八大修改黨章，沒有再提“毛澤東思想”，這是毛澤東自己作出的決定。
但是，在1956年和1957年經濟工作中冒進與反冒進的過程中，周恩來、劉少奇、陳雲、薄一波等堅持從經濟規律出發，大力壓縮基本建設指標。為了遏製冒進，在毛澤東不在北京期間，中共中央曾召開由劉少奇主持的中央工作會議，以中央集體決定的形式通過經濟建設反冒進方針。對此，堅持“躍進”的毛澤東很有意見，認為黨內的一些高層領導人之所以敢於向他提異議，反對他的“躍進”主張，就是因為反對個人崇拜而損害了他的個人權威。
或許，彭德懷提出的關於唱《東方紅》問題的建議，也使毛澤東產生了某些想法。原來，社會主義兄弟國家前來我國訪問時，在歡迎會上演出節目，總是先唱“斯大林頌”，接著再唱《東方紅》，再唱來訪國家的有關領袖頌歌。赫魯曉夫上台後，1956年大批斯大林個人崇拜，為了照顧中蘇關係，不再唱“斯大林頌”，彭德懷考慮到《東方紅》歌詞中“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與《國際歌》中“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有矛盾，所以在毛澤東主持的會議上和劉少奇主持的會議上，建議在歡迎兄弟國家來訪演出中，各國領袖的頌歌都不唱了，幹脆連《東方紅》也不唱了。這樣，不但維護了我黨對斯大林的估價，也表示了毛澤東謙虛樸素作風，與不送禮、不做壽、不以人名做地名，有同樣的意義。
1958年3月，毛澤東在四川成都召開的有各省和中央有關各部負責人出席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在批評反冒進的同時，也談了個人崇拜問題。毛澤東說：1956年斯大林受批判，我們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有些人對反對個人崇拜很感興趣。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裏，為什麼不崇拜呢？……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這就不對了。反個人崇拜的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問題不在於個人崇拜，而在於是否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體領導也不成。……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鳴，有個人目的，就是為了想讓別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對列寧，說列寧獨裁。列寧回答很幹脆：與其讓你獨裁，不如我獨裁好。
很顯然，這時的毛澤東已經放棄反對個人崇拜的初衷，甚至欣賞起個人崇拜了。
1961年，蘇共召開二十二大，赫魯曉夫進一步否定斯大林，再次強調反對個人崇拜。這使毛澤東擔心中國會出現赫魯曉夫，擔心中國會重演蘇共二十大的事變。1963年6月，毛澤東主持製定《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就赫魯曉夫反對斯大林，反對個人崇拜的問題闡述道：近幾年以來，有些人提出所謂“反對個人迷信”，是錯誤的，有害的。……提出所謂“反對個人迷信”，實際上是把領袖同群眾對立起來，破壞黨的民主集中製的統一領導，渙散黨的戰鬥力，瓦解黨的隊伍。
1964年秋，赫魯曉夫遭遇“克裏姆林宮政變”，被迫下台，毛澤東老友、美國記者斯諾曾經問毛澤東：蘇聯人說中國正在搞個人崇拜，是否屬實？毛澤東回答斯諾說：赫魯曉夫之所以下台，可能就是因為他沒有個人崇拜。中國確有個人崇拜，也需要有點個人崇拜。
從這裏可以看出，毛澤東開始欣賞個人崇拜和主張搞一些個人崇拜。《毛主席語錄》就是在這個大背景下，在林彪的推動下，編輯出版和風行全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