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不高興》衝擊波
“對於損害我們的人，沒有力量就不回應，自己回去苦練內功，以期將來可以嚴厲懲罰他們；一旦有力量，就予以迎頭痛擊，叫他們痛到永遠記住，而絕沒有去獎勵他們那些僅僅是某一次沒有直接出手的同夥的道理。”
《一國不高興》絕對堪稱2009年時政第一奇書，也是第一暢銷書。3月24日，該書策劃人，北京鳳凰聯動圖書有限公司總裁張小波告訴筆者，半個月時間，《中國不高興》共銷售19萬冊。這個數字甚至比13年前更轟動，同樣被視為民族主義代表作品的《中國可以說不》還要略多。又過了半個月，該書銷售量突破60萬冊。驕人的發行數量令其他出版社悔青了腸子，“我們下手晚了”，一家出版社負責人說。
此書出版後，立即引發“輿論大戰”，除了網絡論戰外，全國各大媒體紛紛加入到討論的陣營當中。其中力挺者有之，痛批者亦有之，言辭均相當激烈。有人說，此書是“勇敢的開拓者”，“幫我們找回曾經的尊嚴”；有人批評此書作者是“一幫胸無點墨的憤青”，“空談”，“惟恐天下不亂”……
批評該書的人說，《中國不高興》是1個商人加5個文人粗製濫造的產物。1個商人是指張小波，5個文人除了王小東外，還有宋曉軍、宋強、黃紀蘇和劉仰。
6人中，張小波如今是鳳凰聯動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總裁，13年前他和宋強一起是《中國可以說不》的共同作者，其餘幾位，宋曉軍是知名軍事評論員，甚至有“當代廣大軍事迷之精神領袖”一說，王小東為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員，黃紀蘇是《國際社會科學雜誌》副主編，轟動一時的話劇《切·格瓦拉》編劇，劉仰的身份是“學者和資深媒體人”。
張小波告訴筆者，他與宋強、王小東、宋曉軍和劉仰都比較熟悉，了解他們的觀點，而2008年4月的火炬傳遞事件後，他感到不少人對中國的內政外交“有話要講”。
到了10月份，張小波將幾位作者召集到北京郊區的一處農家樂，一住3天。這像是一場“神仙會”，每個人圍繞自己擅長的領域高談闊論——宋曉軍主要關注軍事，王小東關注經濟、金融、國際關係，涉及麵比較廣，劉仰關注國際關係、經濟等方麵，宋強關注社會方麵。
聊天時間裏，張小波全程安排了錄音和速記。結束後，張小波把錄音整理好，發給每個人，進行補充、整理。“3天的漫談產生了許多火花和亮點，這構成了這本書的主體。”他說。
該書作者之一、被封為“民族主義旗手”的王小東在接受筆者采訪時說，“有人據此說我們是粗製濫造，其實這是我們一個長期思考的結果。”
那麼，《中國不高興》到底說了什麼，以致引起一場如此聲勢浩大的爭議？歸結起來，《中國不高興》的矛頭所向有二：一是那些好反思和批判中國傳統的知識精英，王小東們稱之為“逆向民族主義”——也就是那種自我矮化，認為中華民族是一個劣等民族的聲音。
在《中國不高興》所開列的批評清單中，有不少名人。比如餘世存，他在一篇文章中說，“中國人作為一個種族經過數千年的發展，在近代以來確實是在一種德性的陷落過程中，它的智力和道義水準不再上乘，它既非優秀又非高尚……中國人口這麼多，像棉田裏的蚜蟲，像垃圾堆上的蒼蠅，像汙水坑中的蚊子，是最小最沒有抵抗力的、也是繁殖最快的種群。”
《中國不高興》呼籲“警惕餘世存式的知識精英主導一個國家的精神品質”。作者們也不同意柏楊所說的“醬缸文化”的說法，“如果我們的文化真的那麼差勁，中國還能發展到今天，並擁有960萬平方公裏國土和13億人口嗎？要知道多少古代文明都消亡了，很多連基因庫都沒留下”，王小東說。
在清算逆向民族主義的同時，《中國不高興》也著重清算了中國知識精英的平庸。他們的論證對象是錢鍾書、王朔以及王小波等“大人物”。
“錢鍾書無論作為一個學者還是文人都算是不錯的……隻是把他當做‘泰鬥’，卻多少說明那些年社會文化的某種病態。在一個胸無大誌的時代，錢鍾書這樣的人很容易領袖學林，就像清代的阮元。”
“放在大一些的視野中，像王朔這類文章，其奪目的偏狹、冒煙的歪才，實在是一個民族舍棄大目標、收縮大情懷後進入精神下行期才有的症狀。”
“王小波的神話是我們這個時代最虛偽、最醜陋的神話之一……無論他的小說和散文寫得如何，我就是認為他是一個臭雞蛋，因為他的臭味我聞到了。”
受到批評的還有白岩鬆。書中有一節標題是“論白岩鬆不如宋祖德”，作者王小東說，“要我說，既然是扯淡，宋祖德比白岩鬆強。宋祖德是明著扯淡，可白岩鬆明明是扯淡，卻還裝出一本正經的樣子。”
“我們隻是想說明猥瑣支配下的文化世相，並不是針對白岩鬆個人，之所以選他是因為他具有公眾認知度。”黃紀蘇對筆者說。
與西方有條件決裂
《中國不高興》的另一個主要矛頭指向西方。比如宋強說，中國對西方，要“有條件地決裂”，不過文章除了對美國發了一通批判，比如，“全世界都在幫一個具有威望和實力的大國買單，這也不是最近發生的事情。買單的時間太長了，伺候到了這種程度：把美國人慣的，不幹活偏偏要住大房子，而人們還覺得這是天經地義”等這種情緒化的表達之外，對於什麼是“有條件地決裂”，怎麼決裂並沒有做任何闡釋，令讀者大感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