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筆者問伊紮特，西方媒體為什麼對這次會議格外感興趣，它們的動機是什麼時。伊紮特說，西方的媒體是外交一個比較重要的工具。事實上，他們來中國之前對中國已經有一個固有的形象。他做的報道必須符合他的立場，西方記者大多數也不會中文，隻能用西方的資料。
接著，他話鋒一轉，指責筆者“沒有資格問這個問題”，他認為，中國的媒體也存在與西方媒體一樣的問題。“中國媒體在報道第三世界國家尤其是中東問題時，經常使用的是來自西方媒體的資料，而這些資料是不公正的。西方傷害了中國的感情，但是中國也傷害了我們的感情。”他說，“西方叫我們的一些組織是恐懼組織，中國也同樣這麼叫。你不能患精神分裂症。西方說你的時候，你不高興，但是你說別人的時候，好像是對的。”
伊紮特告訴筆者，很多第三世界的國家對中國的一些報道，信任度比以前下降了。“多重標準，讓每個人聽愛聽的東西，那不叫媒體。”
伊紮特對中國的失望來源於他對中國的期望——成為繼蘇聯之後世界的另一極，在阿拉伯事務上與美國抗衡。這並不是他一個人的觀點，而具有相當的普遍性。2007年，美國的一項調查為此做了佐證，此次調查由總部設於美國華盛頓的佐格比國際調查公司主導，對包括埃及、約旦、黎巴嫩、摩洛哥、沙特阿拉伯以及阿聯酋等阿拉伯國家的3850人進行抽樣調查。
調查結果顯示，阿拉伯人認為世界上最不受歡迎的國家領導人是美國總統布什，其次是以色列總理沙龍、奧爾默特以及英國首相布萊爾。2/3的受調查者認為，美國在中東地區的真實意圖不是推行民主，而是為了控製石油、保護以色列、削弱穆斯林世界以及統治該地區。而阿拉伯人最希望看到哪個國家成為世界的唯一超級大國呢？答案是中國和法國。
可見，要求中國更多地承擔國際責任——不僅來自於西方，同時也來自第三世界，而且這兩個方向對中國施加的壓力是互相衝撞的。如何應對這種壓力，考驗到中國世界觀的成熟度以及外交智慧。
四、《中國不高興》批判
“整體的反西方，將中國與‘西方’、與‘世界’對立，如同大戰風車的堂·吉訶德，不僅可笑，而且愚蠢。虛幻的“敵人”，所製造的隻是虛幻的“我們”，而將形成“我們”所麵臨的真正問題忽略了。與其將精力放在外部去尋找敵人，不如創造一個開放的製度和輿論環境，讓生活在這塊土地的人們，自由討論、選擇和建構共同的家園。”
警惕愛國主義變為害國主義
《國不高興》引起的衝擊正如出版商所預料的那樣“猛烈”。除了國內各種主要媒體予以了報道，評論滿天飛之外，國外也對此抱以極大的關注，一共有三四十家媒體駐京機構要求采訪書的作者，並最終形成報道。說《中國不高興》是繼《中國可以說不》之後的民族主義集大成之作，毫不為過。
對於種種評價，《中國不高興》的作者們泰然以對。“其實這些觀點在西方國家是不需要論證的，人人都明白，隻是放在中國聽起來似乎比較刺耳。”張小波對筆者說。
這樣的言論是否會加劇中國威脅論？黃紀蘇認為，“我們老是擔心是不是會打擾了西方人的午休，其實人家根本沒有在意，倒是國內的人先替他們著急。”
中國的確難以潛伏。這也是外國人難以相信中國和平崛起的原因所在。然而，問題在於，無法潛伏就可以成為大肆宣揚的理由嗎？在漢唐時代，我們的確有“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故事，但是在西方以及亞洲鄰居已經對中國的軍事發展抱以警惕的時候，強調和平難道不比宣揚持劍經商更是明智的選擇嗎？
《時代》周刊在對《中國不高興》的報道中就表露了對其背後的中國民族主義力量表示了擔憂，“雖然民族主義能夠幫助國家團結起來去麵對很多事件，如四川地震，但令人擔憂的是，如果民族情緒不加以適當製止，它可能會推動北京方麵采取好戰孤立主義路線。”
與文化民族主義主張向內發掘自我的文化優秀基因的防守型的民族主義不同，《中國不高興》彰顯的是一種進攻性的民族主義，這樣一種民族主義必然會刺激中國威脅論無疑。誰都不否認中國需要加強軍事力量，以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然而又有什麼必要去大肆鼓吹呢？
警惕愛國主義變為害國主義，這是其一。
其二，盲目的民族主義將會使我們失去在世界上真實的位置感。王小東們就明顯地表露出“老子天下第一”的“豪情壯誌”。如今不少人樂於吹噓中國的GDP總量，中國2007年GDP現價總量達257306億元（約合3.38萬億美元），超過3.32萬億美元的德國，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2010年中國將毫無意外地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終於可以“扳倒”日本，出了甲午戰爭之後憋了100多年的一口惡氣，這讓許多人感到揚眉吐氣，自豪萬分。
不可否認，總量是有其意義的，尤其在大災大難麵前，配合社會主義國家“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特別優勢，國家雄厚的財力有助於高效的解決問題。然而，更有意義的不是總量，而是人均。國富並不等於民富，按人均計算，中國人仍然可憐的很，2008年中國和日本按美元計算的人均GDP分別是3260美元和42480美元之差，中國不及日本的十分之一。“中國扳倒日本”，不過是一個自我滿足的神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