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仇富：茅於軾為什麼挨罵
茅於軾雖然挨罵了，但是他的挨罵具有重要的價值，那就是給了全社會一個契機，去好好檢視我們的社會到底發生了什麼，以至於這樣一個忠厚老者被罵得如此不堪一文。說穿了，其實也很簡單——我們的收入分配不公已經到了社會可以容忍的底線。
向茅於軾“開炮”
年8月18日下午，在位於北四環外的北京金碼大廈三層會議室，筆者受邀參加了一場特殊的研討會，研討會的名稱很學術，叫“中國社會貧富分化背景下的學者言論”，但實際上是因一個人而開——著名經濟學家茅於軾先生。
研討會由博客中國網站舉辦，與會的除了茅於軾自己，還有學界和傳媒界的一二十位活躍分子，包括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鳴、中國知名哲學家黎鳴、《鳳凰周刊》主筆冼岩，《南風窗》記者李楠、北京大軍觀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軍、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胡星鬥等人。
與其說這是一場研討會，不如說是“批判會”更恰當，批判的對象就是茅於軾。雖然會上也有不少人對茅於軾表示支持，但是更多的聲音則是批評的，而且火藥味頗為濃厚。
不得不佩服茅先生的涵養，當時已經78歲高齡的他很清楚地知道這將是一場“批判會”，但仍毅然赴會，而且一坐兩三個小時，堅持從頭聽到尾。這可能得益於他的快樂哲學，盡管他本人看起來較嚴肅，不苟言笑。“我說過我們的目的是全社會快樂的極大化，怎麼做到快樂的極大化？你快樂我快樂，快樂就極大化了，怎麼減少快樂？我也生氣，你也生氣，全社會快樂就減少了。你創造財富當然是對的，但是你也要創造快樂，現在財富的增加是不錯的，快樂的增加沒有改進。所以我希望我們的發言，能夠自己快樂，大家快樂，但是我是不會生氣的。”他在開場白裏說，“大家如果喜歡發泄一下自己，得到快樂，你們就朝我‘開炮’好了。”
與會者也並不客氣，“炮火”相當猛烈。《南風窗》記者李楠坐在茅先生旁邊，直言“茅老有點跟不上時代了”，並引用魯迅先生《論雷峰塔的倒掉》中的話來評論茅先生挨罵一事：“活該”。說完便離場而去。
茅於軾，曾幾何時，與吳敬璉一起被稱為中國經濟學界乃至中國的兩顆“良心”，因擅長寫經濟學隨筆，茅先生還被稱為“經濟學界的魯迅”。他敢於仗義執言，而且身體力行，做了許多扶貧事業。1993年，茅於軾開始在山西呂梁龍水頭村搞小額貸款扶貧試驗。10餘年來該項目已從最初的500元發展到50萬元，從1個村莊擴展到3個村莊，有2500戶農家因此受益，還貸率超過了95%。2002年3月，茅於軾和湯敏等知名人士又在通州創辦了家政富平學校。這是國內第一家民辦非營利性的家政學校。該校的宗旨是通過職業技能培訓和創業就業服務，使急需幫助的城鄉貧困人口獲得就業機會。
這樣一位受尊敬的老者為什麼如今反挨罵呢？這源於他2007年7月份發表於《南方都市報》的一篇專欄文章《替富人說話，為窮人做事》。這篇文章的要義是說，我們不僅應該替窮人說話，也得為富人說話，為富人說話不僅是為了富人，更是為了大多數的窮人。因為他們最終也要變富。而如果把富人都打倒了，窮人將會更窮。
茅於軾認為“仇富”是要不得的。“中國窮了幾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富人被視為眾矢之的，被剝奪，被侵犯。這一傳統幾千年沒變，並集中反映在解放之後到‘文革’結束這段時期。其結果大家都知道，中國變成了一個徹底的窮人國。”
當然，他在說這些之前先做了一個界定，說他所說的富人“不包括貪汙盜竊、以權謀私、追求不義之財的那些人，而是指誠實致富，特別是興辦企業致富的企業家和創業者”。盡管有這個界定，但是這篇文章仍成為眾矢之的，甚至堪稱“千夫所指”。網絡上的話語極為不堪，等同於人身攻擊。
茅於軾也顯示出一幹到底的決心。過了幾日他又寫文章《分析網上罵人》，批評那些在網上罵人的人“多半是文化比較低，不能夠從分析道理來說服人，所以隻好用一言半語發泄自己的不滿。其實，他們的反對並不是沒有道理，可是說不清楚，他們邏輯組織言詞的能力比較差，有苦難言。碰到真正被人欺侮的時候同樣講不出理，往往采用暴力相向的手段。他們的拳頭勝過他們的頭腦。”
除了網絡之外，學術界有不少同人也加入了批判茅於軾的行列，甚至還引發了另外一個事件——時事評論家薛湧由於一篇批評茅於軾的文章未被《南方都市報》采用，而高調中斷了與該報紙長達多年的合作。
在這篇文章中，薛湧對茅於軾進行了批判，他認為茅文存在幾個事實錯誤。第一，中國並沒有“窮了幾千年”。相反，中國在工業革命前的大部分時間，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在宋代時，人均GDP也比歐洲高出許多。第二，中國後來的窮困也並非是因為仇富。亞當·斯密在18世紀末就觀察指出：中國已經富到頭了，不可能再往前走。理由之一，就是貧富分化太大，有錢有勢的人得到了十足的保護，窮人則一點保護也沒有，而且曆史也證明了亞當·斯密的預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