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變這種局麵？首先，官員的心中應當真正的“以民為本”。如今，在不少官員的眼中，官位不過是實現自己私利的工具，安分者則將其當做安身立命的一個不錯的職業，又有幾人真正以天下為己任，以百姓為依歸。既然如此，也就不必深入群眾，自尋煩惱。
據劉子富調查，在“6·28”事發現場，當地不少黨員幹部表現得麻木不仁、無動於衷。一位幹部反思說：“‘6·28’事件現場，幹部隊伍中存在一種回避矛盾的心態。幹事的不如站在旁邊看的，站在旁邊看的不如在家玩的。還有這樣的說法‘家事國事天下事，不問事平安無事’。很多幹部黨性原則喪失，正義感淡化。‘6·28’當天，有些幹部在現場不敢挺身而出製止，從人群中走過的時候，怕被人認出來，用衣服擋著臉。還有個別領導人就在附近打麻將，看到出事了，叮囑在場的人說：‘別開燈，千萬不要聲張’。”
唯有官員們重新將百姓冷暖裝入心中，少一點私心，多一點公心，我們的幹群關係才可以重新“如魚得水”。但是最根本的還在於要從幹部產生和考核方式上作出製度變革。
舒泰峰：幹部脫離群眾甚至逃避畏懼群眾，根本原因是什麼？
劉子富：根本上還是我們的幹部選拔，任用和考核製度出了問題。甕安縣委副書記瓦標龍說得很好，他說，選幹部的程序看起非常嚴密，實際上很難選出有真才實學、能幹事的幹部，更難選出優秀幹部。因為有能力的人容易得罪人，得票就少，而在單位人緣比較好的幹部，得票卻多，但他又缺乏敢作敢當的精神，往往很難打開工作局麵。選拔幹部時“洗碗效應”比較突出，吃完飯愛洗碗的人打破碗的幾率就大，得票就少；不愛洗碗的人，打破的碗就少，得票就多。幹部選拔任用機製值得好好研究，還要加以改革和完善。
舒泰峰：幹部製度改革因為涉及人，所以改起來非常困難，在您看來應當如何進行改革和完善？
劉子富：我覺得最重要的，必須從選拔幹部製度的源頭抓起，加大老百姓對幹部評議、認同的權重，讓老百姓對選拔幹部享有充分的話語權。比如選舉縣委書記，就可以采用上下結合、黨內黨外結合的辦法，先把候選人確定為兩三人，甚至三五人，讓全縣黨員投票，再讓有各界人士代表組成的人民代表投票，在充分了解黨員、民眾意願的基礎上，確定縣委書記候選人，在此基礎上召開黨員代表大會，正式選舉產生縣委書記。
這種方式選舉產生的縣委書記，選舉製度就決定他既要對上負責，也要對下負責。“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關注民生的要務，也就從幹部選舉製度上有了保障。現行幹部考察任用辦法產生的幹部，往往是“看上不看下”，有的甚至“壓住下級，糊弄上級”，這種幹部貽誤工作，坑害百姓，阻礙發展。
說到底，就是建立完善的民主政治的問題。
三、特權之魅影
“把人分成窮人和富人不是很好的分法；把人分成貴人和賤人也不是很好的分法。應該將其分成有特權和沒有特權的，關鍵問題在特權上。”
關鍵問題在於特權
關於茅於軾的挨罵，僅僅說到財富分配不公其實還沒有點到問題的實質。
回到上述研討會，這個開放的研討會的最大價值就是大家在激烈的交鋒中逐漸抵達了最深刻的地方。
首先是知名哲學家黎鳴引進了一組新的概念。黎鳴身材瘦小，但語調高亢，給人以“語不驚人死不休”之感，與他“思想狂徒”和“哲學烏鴉”的外號很相稱，其發言頗有啟發性。
他認為，從中國傳統來看，茅於軾以富人窮人來劃分人是“不夠的”。人有三種劃分標準，第一種是貴賤，第二種是貧富，第三種是雅俗。隻要你在中國是貴人，肯定也是富人肯定也是雅人，凡事全包了。中國兩千多年來，都在為誰說話呢？都在為貴人說話，並不為有錢的商人說話，在中國所謂的商人是沒有地位的，盡管你是富人，但你不是貴人，你還是賤人。
“為什麼茅先生的這篇文章要被人罵，罵得這麼火，這是好事情，壞事變好事，經過大家的辯論，讓大家認識到，與其盯著富人，不如往貴人那兒看看，中國的貴人現在依然是貴人。”黎鳴總結說，在中國，並不是一個貧富的社會，而是一個貴賤的社會，“茅先生的錯誤，也錯在這兒，不要把貧富看得那麼重，在中國必須把貴賤看得重一點，改變了貴賤的問題，再來改變貧富的問題。”
經黎鳴一轉化，“仇富”實際上變成了“仇貴”。再進行現代語義的轉化，“仇貴”實際上就是“仇視特權”，因為這些“貴人”掌握了社會資源分配的特權。
這為與會者所普遍認同。仲大軍說：“由於中國有著深厚的封建專製和特權等級製傳統，其在體製和製度上並沒有進入現代民主化，這種國家最容易造成貧富差距和權利差距。目前，我國的貧富差距以基尼係數來衡量已經是非常高了，至於說地區差距、城鄉差距、身份差距以及官民差距都很大，由於這些因素，中國的財富分配並不合理，社會發展十分不均衡，導致社會上的‘仇富現象’日益抬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