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時代都有屬於自己時代的鮮明特征。
小到一個女人的發髻花式、袖口寬窄，大至一個政體的意識形態、價值趨向，凡俗如市井閭裏流行的方言俚語，高貴如王公貴胄間崇尚的風靡時好，環肥燕瘦，各有所鍾。
是人參與並改變了生存的時代，改變了的時代又反過頭來影響人。它給這個時代裏的一切打上烙印，最終將帶有時代獨特印記的文化以符號形式永遠存檔，醒目標定。
如同文學，由漢賦，而唐詩，再宋詞，再元曲，到明清為筆記小說；也如同書法，由秦篆，而漢隸，再魏碑，再宋楷。隨著時代的不同，文學與書法相應呈現出不同的主流表達樣態。曆經兩漢經學、隋唐佛學、宋代理學的係列嬗變之後，當曆史的車輪由元及明滾滾而來，這個全新時代的學術風潮會再次改變嗎？
答案是肯定的。
心學，將成為一麵赫然的學術旗幟，獵獵飄揚在明朝的學術天空。
從宋代程朱理學轉型到明代心學，有兩個人功不可沒，其一是陳獻章，另外一位是王陽明。他們二人在明代心學中的位置和作用，很像宋代理學中的“北宋五子”之於朱熹，前者是領航，負責發軔，肇起，推開一扇門；後者是中堅，負責承繼，光大，在綜采大成中將其推向全盛，使之蔚然成風。
《明史·儒林列傳》中講得很清晰：“原夫明初諸儒，皆朱子門人之支流餘裔，師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篤踐履，謹繩墨，守儒先之正傳，無敢改錯。學術之分，則自陳獻章、王守仁始。宗獻章者曰‘江門之學’，孤行獨詣，其傳不遠。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學’，別立宗旨，顯與朱子背馳，門徒遍天下，流傳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後，篤信程、朱，不遷異說者，無複幾人矣。”
撰《明史》的清代作者雖然高舉程朱理學為正朔，將陸王心學視為異端，但他卻客觀陳述了心學在明朝“流傳逾百年，其教大行”，以及“篤信程、朱，不遷異說者，無複幾人矣”的巨大學術影響。
開啟明代心學新航的陳獻章，就這樣槳聲欸乃地從理學晨霧中劃水而來。
一。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白沙裏（今廣東省江門市新會區）人，號石齋，別號碧玉老人、玉台居士、江門漁父、南海樵夫、黃雲老人等，因曾在白沙村居住，後人又稱其白沙先生。生於公元一四二八年，明宣宗宣德三年，卒於公元一五〇〇年，明孝宗弘治十三年。
他出生在一個傳統的耕讀世家，父祖皆無顯名。其祖父名字頗像二十世紀山西昔陽縣大寨村的那位著名農民，名陳永盛，號渭川。和陳永貴不同，陳永盛“不省世事，好讀老氏書”。其父名陳琮，號樂芸居士，喜歡舞文弄墨，吟詩作賦，過著和大多數鄉間文人一樣的悠閑的隱居生活，二十七歲便英年早逝。
我曾經在敘寫周敦頤的那篇文字中思忖過：一代大儒的成長，是否必須以幼年失父為代價？何晏衝齡喪父，後由繼父曹操調教培養；韓愈幼年父母雙亡，其兄將其撫養至大；孫複父親早亡，獨與寡母相依為命；範仲淹幼年喪父，母親再醮，繼父為其完成學業提供生活保障；周敦頤少年失父，母親與舅舅將其撫養調教至大……陳獻章也經曆了這種人生的不幸。
而且，他更為不幸，甚至與父親陳琮彼此連麵都沒見過。
作為遺腹子，陳獻章自出生之後便為孤兒，從此與他二十四歲的寡母相依為命。陳獻章幼時一直體弱多病，他自稱“無歲不病”，全是在母親含辛茹苦、無微不至的悉心照料下才不至於夭折，乃至“至於九歲，以乳代哺”。一個九歲大的孩子，仍在吮吸母親幹癟的乳房，這的確少見。
特殊的成長氛圍，極端的生活環境，使得陳獻章深知母親的艱辛與不易，自懂事之日起，他便對母親敬愛非常，極為孝順。《明史·儒林列傳》中說：“獻章儀幹修偉，右頰有七黑子。母年二十四守節，獻章事之至孝。母有念，輒心動，即歸。”彼有一念生，此即一感應，這就是母子連心。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及。”孟郊曾以“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綿密縫製了一首感人至深的《遊子吟》，千年傳唱不衰。陳獻章也有一篇訴說母子情深的散文，盡管知道它的人不多，但其文學感染力比孟郊的詩作更強，更催人淚下。
公元一四八三年，明成化十九年，五十五歲的陳獻章為避盛氣淩人的吏部尚書尹昊，向朝廷稱病，請求歸家事母。在上書給明憲宗的《乞終養疏》中，他這樣寫道：“非母之仁，臣委溝壑久矣。臣生五十六年，臣母七十有九，視臣之衰如在繈褓。天下母子之愛雖一，未有如臣母憂臣之至、念臣之深也……臣母之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病愈憂，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未暮而氣已衰，心有為而力不逮，雖欲效分寸於旦夕，豈複有所措哉！”拳拳孝母之情，溢於紙上，令人聞之落淚。朱見深皇帝讀後大為感動，不僅準許他歸家奉母，另外還特別封他為翰林院檢討。
表現在少年陳獻章身上的不僅是明理懂事，孝敬母親，更為突出的是他聰明早慧，資稟異常。《明儒學案》中稱他“自幼警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當陳獻章剛剛讀《孟子》一書，接觸到其中的“天民”概念時，年幼的他為之慨然說：“為人必當如此！”
如果你的記憶力不是太差，應該記得還有位兒童也曾在他的人生初年說過類似的話。幼而穎悟的朱熹剛接受啟蒙教育，當老師授以《孝經》時，他粗粗一看後即在其上題寫道：“不若是，非人也！”
幼小的陳獻章與孩提時的朱熹所共同表現出的人格稟賦是：親近經典，誌向遠大，立意宏遠，執意踐行。
陶淵明曾蓄素琴一張，上無琴弦，每當心中意至，輒取下虛拂一番，以造心中之趣。陳獻章夢中也曾自拊石琴，其音泠泠然絕美，夢中有人對他講：“八音中唯石難諧，子能諧此，異日其得道乎？”醒來後，陳獻章以為得到神啟，於是為自己起別號為石齋，胸中慨然有承繼聖賢之意。
正統十二年，公元一四四七年，二十歲的陳獻章應廣東鄉試，考中為舉人。次年參加會試，中副榜進士，進入國子監讀書。
公元一四五四年，二十七歲的他偶然間聽聞到撫州崇仁的康齋先生大名，遂不遠萬裏，跋山涉水，一路追尋到崇仁，投其門下，向拒不出仕、困處鄉間、怡然自得在家讀書課徒的吳與弼先生虛心請教。
“千萬裏，我追尋著你——”看來，這首悠揚而抒情的歌不光今天的人會唱，旅途中奔波的古人大概也會常常哼起吧。其間大不同的是，今人千萬裏追尋的往往是金錢或女人，而古人苦苦追尋的卻是知識與學問。
二。
吳與弼相當不簡單。
吳與弼，字子傅，號康齋。他與同時期另一位儒學宗師薛瑄，俱為明初朱熹之學的代表人物，號稱“南北兩大儒”。
《明史》中這樣說他：“與弼年十九，見《伊洛淵源圖》，慨然響慕，遂罷舉子業，盡讀《四子》、《五經》、洛閩諸錄，不下樓者數年。中歲家益貧，躬親耕稼，非其義，一介不取。四方來學者，約己分少飲食，教誨不倦。”
他有一句著名的口號是“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治平，難矣”。宦官勢力在明朝十分強大，幾乎禍害了有明一代的整個朝政，佛教勢力同樣以不可阻擋之勢迅猛發展。這兩種勢力當道，於吳與弼而言，就失去了走出家去治平天下的先決條件，隻能老於林下。為此，從明英宗正統年間到明代宗景泰年間，再到明英宗複辟後的天順年間，他屢被推薦，但一直拒不出仕。
天順元年，明英宗朱祁鎮賜璽書，齎禮幣，征吳與弼赴闕，授他左春坊左諭德，麵對殷勤備至的皇帝，他仍然搖頭拒絕。明英宗納悶了：“聞處士義高，特行征聘，奚辭職為？”他回答道：“臣草茅賤士，本無高行，陛下垂聽虛聲，又不幸有狗馬疾。束帛造門，臣慚被異數，匍匐京師，今年且六十八矣，實不能官也。”英宗不許他辭職。最後吳與弼請求“以白衣就邸舍，假讀秘閣書”，以普通百姓身份入館，翻閱秘閣之書。明英宗說：“欲觀秘書，勉受職耳。”兩個月後，吳與弼以病重為名請歸。明英宗隻好遺憾地放老先生返鄉，而且“賜敕慰勞，齎銀幣，複遣行人送還，命有司月給米二石”。
吳與弼秉承朱熹的學術理念，認為“聖賢教人，必先格物致知以明其心，誠意正心以修其身，修身以及家，而國而天下不難矣”，強調個人苦修，要人通過讀書窮理的“集義”功夫，達到“涵養德性本原”。同時，他還持程頤的“敬義夾持”思想，提出“敬義夾持，實洗心之要法”，即通過內敬和格物致知對人自身“浣洗”，從而陶冶出“瑩澈昭融”的達理通性。
吳與弼在他的《日錄》中強調：“聖賢所言，無非存天理，去人欲。”他與程朱一樣認為，學者要常存警惕之心，克製非分欲念，因而在個人道德修養上，他非常重視“主靜”，提倡在靜坐與夜思中實現心靈的通透、達悟。
“澹如秋水貧中味，和若春風靜後功。”這是吳與弼所寫的詩聯，正可當作他為人的真實寫照。
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評價他：“先生之學，刻苦奮勵，多從五更枕上汗流淚下得來。及夫得之而有以自樂，則又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蓋七十年如一日，憤樂相生，可謂獨得聖賢之心精者。至於學之之道，大要在涵養性情，而以克己安貧為實地。此正孔、顏尋向上工夫，故不事著述，而契道真，言動之間，悉歸平澹。晚年出處一節，卓然世道羽儀，而處之恬然，圭角不露，非有得於道，其能如是？”他為吳與弼所畫的人格肖像是：“依乎中庸，遁世不見知而不悔。”
吳與弼所創的“崇仁之學”主靜主敬，主張在“靜觀”中反求於“吾心”，實為明代王學的發端。
吳與弼一生授徒，桃李繁多，門人學生中聲名最顯著者為胡居仁、陳獻章、婁諒、胡九韶、謝複、鄭伉等人。胡居仁以“主靜”標宗，開啟了“餘幹之學”。“餘幹之學”的另一代表人物為婁諒，他則是王陽明的老師。以此而論，陳獻章實是王陽明的師叔。
由此可見，吳與弼已經於不自覺中，和會了朱熹與陸九淵的思想。他的存心以涵養本源與主倡靜思冥悟的修養方法，將在他的弟子陳獻章、婁諒身上結出心學的花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