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華裔學者、《五四運動史》作者周策縱先生嚐言：“在中國近代史上，再沒有哪個主要事件像五四運動那樣引起各種爭論，被如此廣泛地討論，可對它的研究卻又如此貧乏不足的了。”90多年來，關於五四運動背景與成因的研究，早已汗牛充棟。五四運動90周年前的半年，各種回顧、反思文章源源不斷，5月4日前後達到高潮。大眾媒體紛紛發揮自身優勢，充分動員學界資源，動輒以數版、十數版的超大篇幅，或特刊、專輯的形式大做特做。
就筆者有限的掃描而言，印象深刻、令人耳目一新者，是四川民間思想家王康在鳳凰衛視《世紀大講堂》上的演講“世界圖景中的五四。”他認為：“五四運動隻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所引起的全球範圍內的刺激反應式的，在東方、在中國、在北京所產生的一個突發事件。這個突發事件卻神奇地成為中國現代史的起點，甚至中國精神的元年……五四是被選擇的，是被影響和被刺激的。五四的那些先驅們，能選擇的餘地其實很小。極端地說，演員在中國，劇本和導演都在國外。”王康特別強調了“一戰”的作用，“‘一戰’為‘二戰’洗好了牌”。
王康的一番宏論，刺激了筆者的思考，使我把視線聚焦到中國的周邊，東亞的朝鮮半島和日本。從大背景來說，1918年，曆時4年之久的“一戰”結束。旨在以歐洲為中心的30多個國家間進行戰後處理，重建“國際新秩序”，美國總統威爾遜在國會演說時提出了十四點和平主張（即後來巴黎和會上的十四條原則），其目的是建立並操控國際聯盟，以期長遠地稱雄世界。十四條原則中最主要的一條，是民族自決原則，這在當時被看成是弱小民族可不受大國幹涉而實行本民族自決、自治、自立的國際保障，自然受到渴望從戰敗的德國手中收回山東權益的中國及當時已淪為日本殖民地的韓國的擁護和期待，乃至五四運動中，北京學生遊行到東交民巷的美駐華使館前時，甚至喊出了“威大總統萬歲”的口號。
但是，巴黎和會上，一心維護國聯“大局”的“威大總統”沒能為中、韓的利益主持公道，力挽狂瀾，而是懷柔日本，結果本著所謂“民族自決原則不適用於非歐洲國家”的機會主義解釋，大國之間達成秘密分贓協定，中、韓空歡喜一場。客觀上，這成了後來一直綿延到“二戰”後的中、韓、印、埃（及）等亞非國家民族獨立運動的導火索。
對於五四運動，曆來有廣義與狹義兩說。如果把五四運動暫時從廣義的新文化運動的景深中拉回到“傅斯年、羅家倫、段錫朋一幹人，於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的大街之上，搖旗呐喊的那個五四運動”（即唐德剛所謂的狹義五四）的話，我們無法忘記，先於五四的，是韓國的“三一獨立運動”，而這兩者之間，是有著某種延續關係的（並不僅僅指時間的前後）。
1910年日韓合並，朝鮮民族被日本強行同化，在學校要說日本語，所謂“創氏改名”運動，連祖先的姓氏都要廢掉。日本的殖民統治，深深傷害了韓國人的民族尊嚴，從被置為日本“保護國”的那一天起，民族獨立的潛流便在暗中悄然彙集、聚變。就像中國的五四運動一樣，三一獨立運動的爆發在韓國國內，而起爆器則在日本，東京成了策源地。
威爾遜的十四點主張發表後，旅日韓國留學生深受鼓舞。1919年2月28日，早稻田大學學生李光洙等人召集6000名留日韓國學生，在位於東京神田的基督教青年會會館集會，通過了一份獨立運動宣言。這個後來被稱為“二八宣言”的文本，與其後三一運動中的《獨立宣言》相比，完全是一篇戰鬥檄文，從結尾處“我們的要求如不被接受，定將血戰到底”的表達來看，獨立運動倡導者最初的姿態可謂高調而強硬。
運動的直接起因是大韓帝國初代皇帝高宗的駕崩。圍繞高宗死因有各種各樣的說法，出於對殖民者的集體仇恨，日本毒殺說不脛而走，對運動起了“酵母”的作用。民族悲情、獨立願景加上對被視為國家主權象征的君主之死的哀悼，革命的機運“成熟”了：從代表基督教、佛教和天道教的宗教領袖中產生了33名“民族代表”，正式簽署《獨立宣言》，密謀在1919年3月1日，趁高宗葬禮（3月3日）之機起事。
後來在3月1日遊行時，由示威人群集體宣讀的《獨立宣言》文本，已沒了初稿中的火藥味，可以說是一個主張非暴力的文本；而“非暴力”，正是運動組織者們考慮、決定的運動三原則之一（其他兩原則為“大眾化”和“一元化”）。事實證明，非暴力原則至少在運動初期是被恪守的，這也是運動之所以能發展壯大的重要原因之一。這一點與後來中國五四運動中，激進的學生一上來便有火燒趙家樓的一幕有相當的“溫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