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徐恩曾的特務工作，不能不提到他的老友鄒韜奮。
鄒韜奮，原名鄒恩潤，江西餘江人。1919年曾就讀於上海南洋大學機電工程專業，與徐恩曾是大學同學。1926年，鄒韜奮任《生活周刊》主編，“韜奮”一名是他在主編《生活周刊》時用的筆名。擔任《生活周刊》主編後，鄒韜奮對《生活周刊》進行了一係列的改革創新，確定了《生活周刊》的辦刊宗旨，即“暗示人生修養，喚起服務精神，力謀社會改造”。（選自《鄒韜奮同誌資料》）在鄒韜奮的努力下，《生活周刊》由一個不起眼的小刊物，一躍發展成為影響巨大的主流刊物，發行量高達15.5萬份，創造了當時期刊發行的最高紀錄。
由於鄒韜奮的堅持和勇敢，《生活周刊》敢於同邪惡、黑暗勢力作鬥爭，敢於痛斥、指責社會上的貪汙腐化現象。久而久之，它漸漸變為“針砭時弊、主持正義的輿論機關”。
1932年7月，鄒韜奮在上海成立生活書店，生活書店成立後，鄒韜奮團結了一大批進步作者，在短短幾年時間內，將生活書店擴展到56家，並先後出版了數十種進步刊物，成為傳媒界的大亨。“九一八”之後，鄒韜奮堅決反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他主編的《生活周刊》以“反內戰、團結抗敵禦侮”為根本目標，成為國內媒體抗日救國的一麵旗幟。
說白了，鄒韜奮的《生活周刊》宣傳“抗日救國運動”是與蔣介石唱對台戲。陳立夫曾如此評價共產黨：“搞輿論，是共產黨的強項！想要打倒共產黨，就要阻止他們辦報紙！”從進入中統那天起，徐恩曾就知道“輿論宣傳”是何等的重要！起初徐恩曾也是滿懷信心，打算將國民黨的思想散布於全國，然而，當他遇到自己的老朋友鄒韜奮之後，卻感受到了巨大的壓力。
有一天，蔣介石的貼身秘書送來一本刊物，蔣介石看了幾眼，便生氣地將刊物拍在了桌子上。他問秘書：“到底誰這麼大膽？為什麼處處與黨國作對？”
秘書支吾了幾聲：“是一個名叫鄒韜奮的家夥……”
蔣介石拍著桌子繼續問道：“他是不是共產黨？為什麼總是替共產黨說話？你去查一查，看看到底怎麼回事！”
於是，蔣介石的秘書拿著《生活周刊》找到了陳立夫，陳立夫就找來徐恩曾商量對策。
“共產黨非常善於利用媒體蠱惑人心，這本《生活周刊》想必也是共產黨人創辦的吧！”陳立夫將雜誌遞給徐恩曾。
徐恩曾掃了一眼，看到鄒韜奮的名字，心裏一驚，這不是老同學鄒韜奮嗎？他什麼時候加入共產黨了？徐恩曾出於謹慎和自我保護的目的，委婉地說：“這個鄒韜奮我認識，他應該不是共產黨！”
“什麼？”陳立夫吃了一驚。
“他是我大學同學，您別著急！我這就派人去查，如果他是共產黨，我立刻逮捕他！”
“如果不是呢？”陳立夫瞪了徐恩曾一眼。
徐恩曾連忙說：“不是也要將他抓起來，誰叫他為共產黨搖旗呐喊！”
此時的徐恩曾，想起了蔣介石發布的特務工作秘密辦法中的那條“共黨問題處置辦法”的密令（密令強調：凡是帶有共產黨色彩的文字一律要從文章中刪除，凡是與共產黨有相同傾向的報刊、雜誌一律封閉！）。
不過從本心而言，徐恩曾還是有些糾結的。上學的時候，他與鄒韜奮私交還算不錯，鄒韜奮不僅是他的同門，而且還是他的朋友。他真恨如今的鄒韜奮熱衷政治，這不是給他徐恩曾找麻煩嗎？
徐恩曾翻開《生活周刊》仔細閱讀，讀到了鄒韜奮《抗戰》一文：“中共這次宣言所表示的宗旨是要挽救祖國的危亡，是要鞏固和平統一團結禦侮的基礎，是要決心共赴國難，是要造成民族內部團結來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是要把這個民族的光輝前途變為現實的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這個宗旨是全國愛國的同胞們所一致擁護的。”徐恩曾看著看著，臉色就青了，心裏想：鄒韜奮啊鄒韜奮，你這是幹什麼啊？識時務者為俊傑，你為啥要跟黨國作對呢？徐恩曾坐不住了，他要去找鄒韜奮，親自與鄒韜奮談談。
徐恩曾出現在鄒韜奮的家門前，頗令鄒韜奮驚訝，驚訝之餘，他意識到，作為中統局副局長，徐恩曾此次來者不善。當然，鄒韜奮還是以朋友之儀招待了徐恩曾，迎進門來，沏了一壺熱茶端上。
“老兄此次來我的府上，有何貴幹？”鄒韜奮問道。
徐恩曾單刀直入，拿出雜誌擺在鄒韜奮麵前：“老弟，我是為你這篇文章來的。現在國內形勢不好，堅持自己的立場是好的，但是千萬不要被共產黨利用啊！”
鄒韜奮沒有直接回答，繞了一個彎子陳述自己的理由：“大難當前，作為一個中國人，理應站出來！東北淪陷，蔣委員長作為領導人，更應站出來動員全民抵抗日寇！難道徐兄覺得我說的話，有什麼不妥嗎？”
“作為一個媒體人，你應該為你的話負責！”徐恩曾拿著《生活周刊》，一個字一個字指著對鄒韜奮說：“你後麵講的話都對，就是前麵不對，偏偏是中共的宣言！共黨一直利用輿論蠱惑民眾，難道你還不懂這個道理嗎？”
“我不在乎哪個黨，我隻在乎自己的良心！”鄒韜奮義正詞嚴。
“良心？韜奮，共產黨出了多少錢，國民政府可以出更多的錢把所有的刊物收回來！需要錢，你盡管開價！”徐恩曾使出了金錢利誘的老伎倆，他要息事寧人，隻要鄒韜奮不再為共產黨“搖旗呐喊”，蔣委員長就不會再怒氣衝天拿著《生活周刊》罵人了。
可鄒韜奮卻不買賬，接著說：“如果人人都隻認錢不認良心，那中國就徹底完蛋了！”徐恩曾見鄒韜奮“不為財也不為利”，著實無計可施，隻好起身走人！就在他即將出門的時候，鄒韜奮在他身後說：“統一抗日已經是大勢所趨了，你就不要枉費心機了！倒不如打電話勸一勸蔣委員長，讓他站出來說句話！”徐恩曾“好心”勸老友，沒想到竟然被老友鄒韜奮教訓了一頓！
徐恩曾不在乎什麼“統一戰線、解放全中國”，他認為，天下就是蔣委員長的，隻有讓蔣委員長高興，自己才能得到提拔和重用！既然“老朋友”變成了他政治道路上的“阻礙”、自己上司的“眼中釘”，他隻能犧牲友誼，幫自己的上司拔掉這枚“釘子”了。於是他派特務秘密監視老友鄒韜奮的一舉一動，有什麼情況及時向自己彙報。
1933年的6月18日，上海發生一起槍擊案，民主人士楊杏佛駕車至上海亞爾培路時，被軍統特務暗殺。作為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成員的鄒韜奮，在《生活周刊》上就此事奮筆疾書，徐恩曾看到鄒韜奮為此事撰寫的愛國文章，惱怒不已。正巧，陳立夫打來電話，要求徐恩曾列出與共黨密切來往的人員名單，這個名單就是所謂的中統黑名單。徐恩曾迅疾想到了鄒韜奮，於是他提起筆，在紙上寫下了“鄒韜奮”的大名。
與此同時，鄒韜奮因“楊杏佛暗害”一事悲痛不已，在新周刊中又刊出一版關於國民黨無恥行徑的報道，希望能夠喚醒廣大民眾的愛國熱情。就在這個時候，《生活周刊》的一名記者神色慌張、急匆匆地闖到鄒韜奮的家裏，對鄒韜奮說：“主編，大事不好了，你趕緊出去躲躲吧！”
“我又沒做壞事，為什麼要躲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