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初，美、英等國記者向重慶國民黨當局提出準備去延安等抗日根據地進行戰地考察，國民黨當局不好斷然拒絕，隻好以各種理由搪塞延遲。
1944，國民黨當局企圖關閉中共駐重慶代表團的電台，掩蓋中共抗日詳情以及延安根據地的實況。駐重慶的西方記者得此消息後，聯名寫信給蔣介石，強烈要求去延安進行采訪，國民黨當局迫於輿論壓力隻好勉強答應。
幾天後，國民黨組織了“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由徐恩曾全權負責組團之事。徐恩曾則認為：機不可失失不再來，一定要借此機會搜集共黨信息。於是他找來國民黨新聞檢查局副局長鄧友德和中統局專員楊家勇一起蓄謀策劃。徐恩曾提醒楊家勇：“你去延安後，打著中央通訊社社長肖同茲的名義去見毛澤東，順便向他提議建立中央通訊社延安分社……”
一個月之後，21人的“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成立，主要成員有：
國民黨黨員2人，分別是參觀團的領隊——國民黨外事局副局長謝寶樵，副領隊——鄧友德。
外國記者6人，分別是代表美聯社、《基督教科學緘言報》、《曼徹斯特導報》的記者斯坦因，代表美國《時代》雜誌、《紐約時報》、《聯合勞動新聞》的記者愛潑斯坦，代表合眾社、倫敦《泰晤士報》的記者福爾曼，代表路透社、《明星周刊》、《巴爾的摩太陽報》的記者武道，代表《美國天主教信號雜誌》、《中國通訊》的夏南汗神父以及代表蘇聯塔斯社的記者普金科。
中國記者9人，分別是《中央日報》記者張方伯，《掃蕩報》記者謝爽秋，《國民公報》記者周本淵，《時事新報》記者趙炳，《商務日報》記者金東平，《新民報》記者趙超構，《大公報》記者孔昭愷，中央社記者徐兆鏞和偽裝為中央通訊社記者的中統局專員楊家勇。
另外還有4名隨員。
1944年5月，“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一行25人，在一名中統特務的帶領下，按照徐恩曾設計好的既定路線，從重慶出發，第一站，抵達西安。
在西安度過一個又一個“良宵”後，一路東進，進入潼關。在潼關，“偶遇”國民黨胡宗南部先頭部隊蔣緯國，然後由潼關進入山西，在晉西南，集體“采訪”了中華民國陸軍一級上將閻錫山。徐恩曾如此安排，就是讓記者們充分接受所謂的“反共宣傳”，從而幹擾記者們對中共的判斷。折騰了半個多月，記者團才於6月9日抵達延安，此時，外國記者們舟車勞頓，似乎已經沒有采訪的心情了。
令記者團沒有想到的是，6月12日當天，中共一號人物毛澤東竟然親自接見了他們，於是中外記者一擁而上，進行采訪。毛澤東盡量翔實地回答記者們的提問，將近期所發生的事情逐一陳述。此次來訪的記者們都是有備而來的，特別是國外的記者，他們對毛澤東、周恩來等人早有耳聞，令他們吃驚的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熱情與熱心。記者參觀團被精心安排在延安南門外新市場旁剛剛挖好的窯洞裏，就連夥食也是精心準備的。記者們看到共產黨人吃糠咽菜，而記者團卻吃麵包喝咖啡，心情都十分沉重。
在外國記者眼裏，毛澤東很健談，美聯社記者愛潑斯坦曾在回憶錄中這樣描述這次會麵：“我們這些外國記者都來自重慶，我們不由得注意到毛和蔣在舉止方麵的強烈反差。蔣介石刻板、拘謹、神經質、語言單調，似乎經常處於緊張狀態；毛則相反，他極擅長委托他人負責某件事，以便有充分的時間去考慮、分析一個更大的遠景。我個人感覺，在延安，毛是可以接近的，並且是很簡樸的。他會在遍地黃土的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談。他不帶警衛。當和包括我們在內的一群人拍照時，他不站在中間，也沒有人引他站在中間，他站在任何地方，有時在邊上，有時站在別人身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