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陳立夫的一隻手，季源溥手上沾滿了無數無辜者的鮮血，其中比較有名的就是《文萃》案。
1946年初，季源溥接任吳星伯出任中統局上海辦事處主任一職。除接收日偽資產外，還有一些任務：破壞中共地下組織，鎮壓學生、工人運動，查封先進報刊……在上海的諸多報刊中，又以《生活周刊》和《文萃》期刊最為有名。所以季源溥瞄準了剛剛成立不久的《文萃》期刊。
《文萃》期刊，1945年10月9日創刊。初為文摘性周刊，其創刊宗旨是：一、溝通內地與收複區的意誌；二、傳達各方人士對於國是的意見；三、分析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文萃》最初是由幾位來自國統區的青年記者創辦的民間刊物，主要以選摘重慶、貴陽、昆明、成都等“大後方”報刊上的文章為主。翌年，《文萃》期刊改為時事政論性期刊，其宗旨更為明確，言辭也更加犀利，帶有強烈的政治傾向，諸多名流都為其撰稿，其中李南山、胡繩、宦鄉、喬冠華、馬敘倫、馬寅初、周建人、施複亮等經常為《文萃》執筆政論性文章；郭沫若、田漢、茅盾、駱賓基、劉白羽、臧克家、丁聰、方成等文化界人士也常為刊物撰寫文藝作品。
隨著《文萃》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共產黨也加強了對《文萃》的領導，並成立理事會，理事會成員有黎澍、孟秋江、王坪、黃立文、計惜英，其中黎澍任主編。同年秋天，隨著各民主黨派負責人、進步的新聞界工作者陸陸續續來到上海，《文萃》期刊的影響力進一步擴大，似乎有超過國民黨黨刊之勢。不過1946年國共和談失敗，中共上海辦事處無奈撤回延安，而《文萃》期刊的主編黎澍的共產黨身份也隨之暴露，於是在《文萃》期刊危急存亡時，黎澍與中共上海局文教負責人姚溱商議，由陳子濤擔任《文萃》期刊的主編。《文萃》期刊也隨之轉入地下，出版發行更為小心隱蔽，刊發方式也由期刊改為叢刊，一共刊出10期。
上海地下黨組織為了繼續擴大影響，組織選派了書報攤黨支部司徒鈞、陳予忠、陳殿型、周阿大、汪文彬、郭豐業、陳可定等人以股東形式參與《文萃》周刊，並成立組成書報攤發行組，公開經營《人人周刊》、《時與文》、《大眾歌聲》、《越劇大參考》等刊物，從而掩護《文萃》的發行。後來上海地下黨還決定讓汪震宇創辦“人人書報社”，社址遷至原李公樸創辦的“讀書出版社”的上海市虹口北四川路仁智裏155號。
作為一個政治傾向明顯的刊物，《文萃》周刊刊出的政論性時評、通訊、專訪等文章多大膽地揭露國民黨“破壞和平、發動內戰”的真正麵目，同時也刊登一些詩歌、漫畫等作品，很快就成為國統區民主人士和進步青年的必讀刊物。發行量最多時，在全國有30多個特約經銷處，還出版過合訂本、北平航空版等。國民黨當局當然不會允許這樣的進步刊物存在，於是命令中統局上海辦事處對《文萃》進行偵察。
時任上海辦事處主任的季源溥早早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他深知共產黨往往利用“報紙媒介”對國民黨當局進行“詆毀”，從而達到其目的。於是他與上海灘上的青幫組織、軍警等達成合作協議，先後成立了黨派工作隊、青運、工運等情報組。為了查封《文萃》期刊，他更是想盡了各種各樣的方法。
由於《文萃》期刊已經轉入地下，季源溥隻能派出大量特務對上海市各書報攤進行“地毯式”的搜查。雖然搜查力度很大，但是收獲甚微，並未查獲《文萃》期刊。季源溥並不死心，他下令特務在書報攤周圍進行24小時輪流蹲守，一旦發現送報者，便立即逮捕。
1947年4月5日，《文萃》周刊第二期刊出《台灣真相》，深刻披露了“二·二八慘案”事情經過，並在國內引起極大的反省。得知此事，葉秀峰大為惱火，他立刻打電話給上海的季源溥，先是將其臭罵一頓：“小小一本《文萃》竟然弄得雞犬不寧，就連總裁都大為惱火！作為上海辦事處主任，搜查多時竟無收獲，你到底想要幹什麼？”
“共黨分子狡猾得很，我們人員一直在書報攤蹲守，但沒有發現可疑分子……”季源溥嚇得直冒冷汗。
“給你一個月的時間，限期破案！我不管你采取什麼辦法，隻要搗毀它，殺人也成！”葉秀峰再次提醒季源溥，“現在國內形勢並不好，不要讓這些激進的刊物胡說八道！除此之外，能封則封！”
季源溥遭到葉秀峰的警告，氣得直罵娘！他立馬召開動員會，命令特務們進一步加大力度進行查找。為了加快偵破速度，季源溥找到上海市市長吳國楨商量對策，並致電上海警察局配合搜查、逮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