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敘述上有一誤區，即將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相提並論。其實更接近明治維新的是清末新政，後者才是中國版的“明治維新”。但就甲午戰爭而言，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的比較才有意義，因為在這場決定中日國運的大戰中，日本全然戰勝而中國全麵失敗，結局慘痛，令國人難以釋懷。百十年來，後人也許要問，同樣被西方列強用炮艦敲開國門，同樣在屈辱條約下向西方學習，同樣的努力、同樣的時間段，為何結果會如此不同呢？
一、向西方學習：追隨戰略與有距離接觸
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後，中國似乎重歸太平。上至朝廷，下至士紳，無人提起也無人願意提起那場並不愉快的戰爭，就連當年的風雲人物林則徐也不無遺憾地認為：“議和之後，都門仍複恬嬉，大有雨過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轉喉觸諱，絕口不提。”
20年後，隨“千歲丸”來滬考察的長州藩士高杉晉作得知《海國圖誌》竟在中國絕版後，不禁感慨地說，清國“徒然提倡僻見，因循苟且，空渡歲月。……故由此而至衰微也。”《海國圖誌》係魏源在鴉片戰爭後為警示國人而編寫，孰料國內乏人問津，傳入日本後卻熱銷不止，幾成洛陽紙貴之勢。據統計，《海國圖誌》在日本的翻刻版本達22種之多，其他如徐繼佘的《瀛寰誌略》、陳逢衡的《英吉利紀略》也都大受歡迎。
日本打開國門始於1853年“黑船事件”，比中國晚12年。此前，日本同樣閉關鎖國而隻在長崎開了一個窗口，允許中國與荷蘭商人來往貿易（類似於廣州十三行）。列強東來後，這一局麵最終被美國打破，英、法、俄等國紛至遝來，延續了兩百多年的德川幕府統治遭遇了最嚴重的危機。
同樣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中日兩國的危機應對卻是迥然相異。在薩摩、長州等藩下層武士的努力下，幕府統治被迅速推翻。結束了長期的封建分裂後，新生的明治政府在建立集權統治後所迸發的雄心和能力，與中國的秦漢之例可以類比（這一因素通常被研究者所忽略）。立國之初，明治天皇即將“求知識於世界”寫入“五條誓約”，在內力與外力的交融之下，日本開始了三十年持續不懈的西化強國進程。
有學者認為，中國作為東亞文化圈的中心，其文化具有原生性與穩定性，因而對西洋文化反應遲鈍，轉型緩慢；而日本處於東亞文化圈的邊緣，一向有學習外來文化的傳統，其文化是次生的、易變的，因而對西洋文化反應敏銳，轉型也更為快捷。
或許因為日本一直都在向別國學習，沒有曆史的包袱和負擔，所以其失敗後能迅速調整角色並轉而向更強者學習；而中國則有太多的驕傲與自尊（或說傲慢與自大），失敗後往往轉化為所謂的“阿Q”精神或說“鴕鳥心態”，動輒自稱“禮儀之邦、天朝上國”，就像阿Q說的，“咱祖上也闊過！”就算挨打了，還要說，“兒子打老子！”
心裏未必真服氣，由此也不會認真對待。從“一鴉”到“二鴉”的近20年裏正是西方科技文化諸方麵突飛猛進之時，以戰艦為例，1840年英國艦隊仍以風帆動力為主，但到1860年，英法聯軍全換成了蒸汽戰艦。對此，中國方麵卻是渾然不覺。
薛福成在《庸盦筆記》中記載：1861年，胡林翼調集大軍合圍安慶後，其率幕僚登山以察地勢時，“忽見兩艘洋船鼓輪西上，迅如奔馬，疾如飄風，於是變色不語，勒馬回營。中途嘔血，幾至墮馬。”此後，每當有人談起洋人洋務時，胡林翼總是搖手閉目，神色不已，稱：“此非吾輩所能知也。”數月後，胡林翼薨於軍中。
胡林翼是與曾國藩齊名的中興大臣，為何西洋輪船會給他帶來如此大的震動？說白了，這是工業文明與農業文明的重大分野，“迅如奔馬，疾如飄風”的江上之輪，是農業社會根本不可想象也無法做到的。睿智如胡林翼已經看到，舊時代已一去不複返，但對於新時代他們卻一無所知。如此，如何能怡然自得？！
“天下事窮則變，變則通。中國士大夫沉浸於章句小楷之積習，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細心，以致用非所學，學非所用。無事則斥外國之利器為奇技淫巧，以為不必學；有事則驚外國之利器為變怪神奇，以為不能學。”李鴻章的這段話無疑揭破了中國之痼習，但三十年的洋務新政又究竟學了什麼呢？造船、造槍、造炮，無一不仿製，無一不落後西方二三十年甚至更長。事實證明，向西方學習不能零敲碎打而是係統工程，一個隻會仿照槍炮而沒有自我創新與自我造血功能的國家，除向列強買軍艦、送訂單，別無其他選擇。
舉例而言，江南製造總局造了近三十年的槍，還設計不出一枝具有本國知識產權的步槍，更不要說大批量生產；同時期的日本已設計出適合日本人使用的春田步槍，並以此為標準槍械配給部隊。天津機器局為北洋艦隊專供炮彈，卻造不出作戰急需的爆破彈；而同時期的日本人發明了殺傷力極大的“下瀨火藥”並在黃海大戰中發揮重要作用。還有造船、修船等等，起步更早的中國都一一被日本甩在了後麵。
“堅船利炮”是西方給中日兩國的第一印象，但向西方學習的內容中，軍工並不是第一位而教育才是。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隻有教育才能讓一個國家煥然一新。洋務新政初期，恭親王奕企圖將京師同文館發展為“皇家學院”並為全國的新式教育樹立典範，但其建議從舉人優貢甚至翰林編修等高級別士人中選取學員的做法，未免急功近利並引起軒然大波。在守舊派的狙擊下，這場無謂的爭論反而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中國近代教育的走向。之後，中國科舉依舊，陳腐的學習內容讓中國與時代越走越遠。
反觀日本，明治初即頒布《學製令》並製訂了規模宏大的普及教育計劃，其“政府主導、全國動員、全民參與”的模式在數十年後成果斐然。1895年時，日本的小學入學率已達61%；1900年實行小學免收學費後，入學率很快升至98%。在長期而係統的努力下，日本各類人才的培養顯著增強了其科技力量，同時也有力推動了經濟的發展。換言之，沒有教育的近代化，就沒有日本的工業化。
如果教育改革是明治維新的靈魂的話，那麼殖產興業就是日本崛起的基礎。如中國的洋務新政，明治政府最初也興辦了很多官營企業，但之後極果斷地將非軍工類企業全部廉價出售，這一做法減輕了財政負擔，同時也為民間資本的蓬勃發展創造了條件，而後者不但增強了日本國力，同時也成為明治政府的重要稅收來源。反觀同時期的中國官辦企業，死氣沉沉，效率低下，民間資本又長期被壓製，毫無競爭力。一個農業社會，如何能對抗工業社會呢？很大程度上說，清廷對待西方的態度是既懼之（製度、實力）、又厭之（人種、文化）。實行的是有距離的接觸政策，充其量是“不介入、跟著走”，這與日本采取的主動追隨融入的戰略迥然不同，其發展速度與效果也由此差異巨大。
開國之初，中日兩國都多次派出使團前往西方國家考察訪問，如1866年後清廷相繼派出斌椿考察團、蒲安臣使團前往歐美各國，但由於考察人員品階太低加上清廷重視不夠（關鍵還是對西方文明不以為然），這些人回國後大多被棄置不用。同一時期，日本也派出高級別的岩倉具視考察團前往歐美，回國後，考察團成員大多成為朝中巨子，並之後明治維新的具體實踐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參照模板。
日本的明治維新是一個“全盤西化”的過程，而為追求所謂的“文明開化”，日本官員幾乎到了取媚洋人的地步。1887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官邸舉辦化裝舞會，其不惜以首相之尊扮成“威尼斯商人”，其他大臣也扮成“奇兵隊”之類，這一晚，鬧得是滿城風雨，“羨殺、笑殺、驚殺、惱殺了整個首都”。這一事件，也在某種程度上映照了日本的所謂“鹿鳴館時代”（即官方主動提倡衣食住行乃至語言文化全部“西化”的年代）。
相比於日本的做法，清廷顯然要“自尊”許多。由於洋人不肯遵守天朝禮儀下跪，清朝統治者一直拒絕接見外國使節，直到1873年同治皇帝親政後，在外方反複交涉下，清廷才不得不答應外國使節覲見皇帝。按雙方約定，覲見時不行跪拜禮而行“五鞠躬禮”，比通常的“三鞠躬禮”多了兩次，算是挽回一點麵子。由此可以想象，一個連外交使節都不願接見的國家，如何能指望它跟上世界潮流並完成民族的複興呢？
二、誤判大局：和平年代還是叢林社會？
桑原騭藏在《東洋史說苑》中說，中國人愛好和平是源於中國人本質上是文弱的，如孔夫子說的，“足食、足兵、民信”三者必去其一的話，首先拿掉的就是“足兵”，即軍備。之後，桑原騭藏又講了這樣一個笑話：1907年荷蘭召開第二次萬國和平大會，在討論戰爭開始後是否要通知對方時，中國代表發言說，發動戰爭前應通知對方，但如果對方不願應戰，該如何處理？就像我們中國，從來沒有交戰的意思，但總是被迫卷入戰爭。今後，即使接到宣戰通知，我們也不打算應戰，對這種情況，應該製訂必要的規定與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