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年是個少有的豐收年頭。
下年也是。
再下年也是一個豐收年。
村子裏逐漸積累了一筆款子。覺巴也是有見識的人，給隊裏買了第一台手扶拖拉機。他要程衛東回來當拖拉機手。程衛東這時已大變了，不再追逐女人，而是貪上了酒，看的也不是農業中學那些技術課本了。程衛東造反時曾看守過一個倉庫，裏邊堆滿沒收査禁的書籍。他從那裏找到許多小說，裝了滿滿的幾大箱子。從木工房下了班，他就看小說，懂與不懂都拿在手裏仔細端詳。早上醒來，他把枕邊那些紙張泛黃的書推開，或者遠遠拋到牆角，從床下摸出酒瓶，一口二兩。起床後，燒火做飯，就撕了書做引火的材料，兩三年下來，這幾箱書就慢慢燒光了。有人說：“那也不是一個真愛書的人哪!”
同他造反的人有發達了的，也有的真正被政法機關逮捕，進了監獄。有時，木工廠開會，讀報，還會讀到村子裏的事情、覺巴的事跡。他不說當年自己怎樣給這個紅人出主意修渠用糞改良土質的事情了，隻是借著酒興說：“那個笨蛋！報紙上說沒說他還沒嚐過女人的味道?再不找個女人，我想他已經老了！”
“哈！”他說，“他真是個笨蛋，當年多麼漂亮的姑娘愛他，他不知道!”
沒過幾天，那個“笨蛋”覺巴就找他來了。叫他回去當拖拉機手。當時，他正在做一隻公社專門用來存放檔案的櫃子。大表哥看到程衛東臉上那種生動的驕傲的神情已經消失了。那是他和勒珍戀愛時，橫吹那十二枝竹笛的時候，甚至是在城裏被關在臨時監獄裏時都有的神情。他停下手中的活計，解下帆布圍裙扔到地上，把覺巴帶進他的屋子。屋子裏一股幹燥浮塵的味道。兩人喝著酒，他又撕了舊小說引火做飯。火光使他的臉有了生氣。
覺巴說：“你現在老了。”
“你也是啊。”
“回去，給我當個拖拉機手吧。我們買了拖拉機了。”
程衛東看著覺巴，慢慢搖頭：“你買輛拖拉機幹什麼？你出去開會好坐？他們要你開會就叫他們派車來接。給劉世清的代銷店拉東西嗎?我不會幹的。”
“幹吧。”覺巴懇求地說。
“你能給我每月三十五元五角的工資嗎?你能保證你那大寨田年年豐收?你能把劉世清的問題翻弄出來？這三件事辦成一件，我都跟你回去，還能幫你做別的事情。你能辦成一件嗎?”
大表哥一件也不能答應。但多年來，他也漸漸猜測劉世清是有點什麼問題的，不然為什麼他們一家人總有新衣服穿，又總是把新衣服穿在裏麵，舊衣服穿在外麵?村裏人慢慢還發現，劉世清一家人是沒有帶補丁的衣服的，盡管外麵的衣服再爛也不打補丁，那些破洞裏露出的是裏麵的新衣服。苟瑞英很少下地勞動，天氣好時就坐在太陽下裁剪縫製新衣，一家人的衣服都出在她手下。永遠是對襟的上衣，大腰的褲子，永遠是一件藍卡其布；永遠不分內衣外衣，從裏麵穿到外麵。他家還收買村裏窮困人家的布票，二角錢一尺。劉世清不沾煙酒，但家裏總有買來的上好蜂蜜和冰糖，外人是吃不到的，覺巴和小學校的老師去了可以吃到，因為他們是隊長和老師。我也可以吃到，因為劉世清喜歡我。他還常常考我認字，也教我認過一些字。這些字老師從來沒有教過我。比如“芪”字，“麝”字，“芍”字，都是村子周圍山上出產的藥材的名字。
現在，在一間狹窄而光線充足，沒有家具，空蕩蕩的飄浮著幹燥浮塵的木工房間裏，大表哥想起那一切，覺得程衛東比自己精明，想起勒珍已經嫁給了歪嘴，想起婦女主任曾鍾情於自己，終於也遠走高飛，自己也沒當上脫產的國家幹部。陳永貴不是當了國家幹部了嗎？他有點憤憤然地想。繼而又想：劉世清不過每次在酒碗裏放一點蜂蜜，茶裏放一塊冰塘，把自己當一個娃娃，自己就當了娃娃。
覺巴又喝了一口酒，說：“狗日的，我們到公社去告他!”
程衛東擺手：“這兩年不是前兩年了，你要找到證據啊!”
覺巴已經聽不清了，他緊緊攥住程衛東的手，把他拖進了公社書記的家裏。書記把覺巴拉到自己的椅子上坐下。問程衛東：“聽說你當了紅衛兵，又當了好多年造反派？我這腰就是被你們這樣的人打殘了哇!”
程衛東臉紅了，額上青筋也一根根暴了起來。
書記轉了身去問覺巴，口氣和藹多了：“找我有什麼事?”
一向冷靜的表哥覺巴的臉也紅了，額上也一樣暴起了青筋：“劉世清有問題!”
“不著急，慢慢說嘛。有什麼問題?”
“他肯定貪汙了!”
“證據呢?是你親自掌握，還是別人提供的？”
證據……”他忍不住望了程衛東一眼，說，“他們家盡穿新衣服，沒有人下地勞動！”這天天氣不好，刮點北風，風中有點滋潤的味道，潮濕的味道，像是要落場小雪。書記的腰陣陣作痛，腰給紅衛兵打斷過。現在，他陰沉著臉，把變涼的熱水袋解下來，換上滾燙的開水，又貼到腰上。書記盯一眼程衛東，對覺巴說：“是他說的吧?”
“是我說的。我是造反派，但劉世清的問題是劉世清的。”
“你有證據嗎?”
“我會有的。”
“我知道你們是怎樣找證據的，把人抓起來，一打就有了。”書記這一向腰時時作痛，並且還有人說他是“走資派”重新當權，是“還鄉團”。他火氣很足，不講劉世清的事情而講起了自己：“我就不怕，沒有招的打了也不招，要我咬人我也不幹！有人想來第二次打倒，來就是了！”
“……我們不是……”
“……我們不是……”
“我知道你不是的書記拉住覺巴的手，歎口氣，“但你也要注意啊。”他又轉過身來對程衛東說，“當然了，有問題也可以反映的嘛。找供銷社主任去吧。他的事情我管不了，他是紅衛兵出身。你們可以找他。”
於是，覺巴又和程衛東去找供銷社主任。
覺巴叩門時，程衛東他冷笑。
門開了。
主任的房裏坐著劉世清。兩人圍爐喝酒。主任端個杯子，劉世清也端個杯子。爐上的鍋中是兩隻熊掌。
“有事嗎?”半醉的主任不快地問。
“沒事。”程衛東說，“沒事。覺巴隊長是來找劉世清，搭馬車回去。”
覺巴的臉色不大好看，緊盯著端一隻玻璃杯子的劉世清：“你會喝酒了?”
“不會，不會。主任高興了，要我陪，我以水當酒。”劉世清不急不躁地說。倒過筷子從爐中夾出一塊通紅的火炭，杯子中水一傾，那火炭就熄了。
主任大笑起來。
劉世清又給兩個不速之客添了杯子、筷子，於是一起喝酒。酒意一濃，主任和程衛東聊起當年造反的紅火場麵，一起仰臉大笑。
覺巴卻隻是悶頭喝酒。上了劉世清的馬車搖搖晃晃往村子裏走的時候，酒慢慢醒來，想起剛才他們講的事情。想起供銷社主任要村裏以後買些化肥。程衛東也說尿素是好東西，現在他就坐在從日本運來的尿素口袋上麵。說日本賣給中國這種東西價錢便宜，因為曰本到中國，開航時一條空船，萬噸輪，造肥料的機器就在船上。這種機器抽海上的空氣製這種肥料。船到中國就已經滿了。一條條船就這樣從日本到中國。所以，這肥料要用，便宜。
“難道有豬糞人糞便宜?”
覺巴自言自語地說。
“將來，”劉世清說：“我們國家建了尿素廠就更便宜了。”
“今天那熊掌是前幾天歪嘴弄的吧?”覺巴又說。“是。”劉世清搖搖鞭子，“是主任要買，我就賣了”。他不慌不忙騰出一隻手，在懷裏摸索一陣，摸出一疊票子，說：“不是，這是交藥的錢。”又摸一陣，才摸出一疊小的，“這不是，錢在這兒了”
天陰了幾天，雪終於下來了，紛紛揚揚。
“隊長，聽說，你還要修個水電站?”
“……”
“你真行。我想，以後買水泥，電線那些事情就交給我來辦吧。”
背後仍舊沒人答話。大雪紛紛揚揚。
村子裏的小水電站並未能立即開工，因為缺少資金。
信用社願意支持農村電氣化建設，給水電站工程提供一筆貸款。覺巴說：“將來不是要還的嗎?”他拒絕了，因而得罪了信用社的人。最後，還是公社書記跑了幾趟縣政府。給村裏弄來了木材采伐許可證。村裏組織的采伐隊上山了，把采伐下來的杉木以每立方米二十元的價格賣給國家。村子後麵那幾百畝尚未完全成材的杉木是惟一一片像樣的森林了，也在兩年之內全部消失，換來的所有收人建一座電站還有節餘。
春天，水電站終於開工修建。我們一批當年的小學生已經中學畢業，回鄉務農了。春寒料峭的1976年，排炮從將來的引水渠上騰空而起。
開工不久，就傳來周總理逝世的消息。
消息是程衛東帶來的。覺巴把物資供應的事交給他。但他仍沒有搬回村來，隻是每次隨運貨的拖拉機回來一次。那天，他臉色難看，自己把一車水泥和炸藥卸完。有人問他：“是不是看到以前的情人成了歪嘴的老婆，心頭不好受?”
“去你媽的！”他說，“周總理死了！”他又慢慢走到了歪嘴跟前，拉住他的手說：“周總理死了！”這麼多年，他和歪嘴連招呼都不曾打過一個，他這一拉手,弄得歪嘴手足無措，張大了歪嘴發呆，程衛東卻放聲哭了起來。
許多人跟著哭了，勒珍尤其哭得淒厲悠長，像在唱歌一樣。哭聲中，工程開工時樹起的彩旗在風中劈啪作響。這段時間裏，劉世清要求隊長清理他的賬目，因為傳說他貪汙的人越來越多了。他隻得交出代銷店的鑰匙上工地來了。這時，他的胡子已經花白了，他也從來沒有幹過重體力活，就做些分發炸藥、雷管一類的事情。他幹了不久，就讓一枚雷管炸飛了三個手指，還傷了一隻眼睛。醫好傷回來，生產隊又把代銷店鑰匙交給了他。他坐在代銷店門口，一臉傲然自負的神情。他對程衛東說：“我這是義務勞動。”
程衛東現在脾氣變好了，笑笑。
“不守這個店，隊上也要給我工分。我是因公殘廢的，工傷。”
“打點酒來，不要摻水。”
“你買酒，我啥時候摻過水。”
兩個人像有什麼默契，像互相都能窺探到對方秘密似的笑了起來。村裏人都說，程衛東變好了，他經常給歪嘴家捎去東西。他從來不和勒珍說話。卻和歪嘴成了朋友。他和生產隊長就更是朋友了。
那一年，電站工程進展順利。誰也不曾料想往後會發生那麼多事情。無論是整個中國，還是這個小小的山村。因為那是1976年。這一年秋天，陰雨連綿，莊稼倒伏在地裏，漸漸黴爛了。人們在陰天裏心緒茫然。到了往年雨水應該停止的時候，雨水反而更加猛烈了。氣候這樣反常，被看成是地震的前兆。那一年，村子裏的許多人是第一次聽到這個字眼：地震，並在短時期內，就和它十分稔熟了。隊長覺巴說：地震來了山崩地陷，房倒人亡，之後還要流行瘟疫。電站還是等地震完了再修吧。於是，電站停了工。
在我的記憶中，那段日子裏，男人們又聚集在代銷店門前，喝酒吸煙。劉世清的生意又紅火起來。現在，他當著人們的麵就把一壺壺水摻進酒桶裏。他說，國家允許一百斤酒摻多少斤水，不信你們去問吧。大表哥卻一下子變得萎頓了，坐在哪裏就在哪裏睡覺，就像前半輩子從來未曾睡過一個好覺。他能在任何地方任何場合睡覺。程衛東帶來消息，說公社說他革命意誌鬆懈了，電站停了工，要解除他的隊長職務，他仍然打他的瞌睡。外麵依然陰雨連綿。
程衛東說：“你也該成個家了。”
覺巴依然充耳不聞，隻叫程衛東少運點東西來，別在雨裏都淋壞了。覺巴不喝酒了，但抽煙厲害了。不瞌睡了就抽煙。多半隻抽一種牌子：朝陽橋。算算他的年齡，也是三十大幾走向四十的人了。
問他累了吧。他說，不，瞌睡。問他是不是病了。他說，沒有，瞌睡。還說，興許這場雨下過，瞌睡就醒來了吧。自己都顯出一副很沒信心的樣子。
開好的引水渠沒有立即澆築混凝土，陰雨中，多處塌方，有些地段已經完全堵塞了。
秋雨連綿。
昨天晚上，我又做夢了。
夢見數也數不清的錢從開了的“天眼”中飄落下來。那些搶錢的人都被錢埋葬了。夢見大表哥依然打著瞌睡。
我以前做過這樣奇怪的夢。
早上起來，頭痛欲裂。每當這種時候，就有什麼把我和村子聯係起來的事情要發生了。我把一個預定的采訪推遲了一天，到辦公室守著電話機坐了下來。剛抽完兩支煙，電話就響了。
電話是律師打來的。
大概是我的聲音像我難看的臉色一樣吧。
律師問：“怎麼了？”
“頭痛啊。”
“老兄，你怎麼那麼心事重重啊”，幾次接觸下來，我和律師已是比較近乎的朋友了。“當事人也沒有你心情沉重啊！”
“我要是當事人也就不會那麼沉重了。”
“看了材料，我想力爭個監外執行還是有把握的。農民嘛，沒有什麼影響的。”
“是啊，也不能再怎麼樣了，農民嘛。紅也罷，黑也罷，都是種地吃飯。”
“你太沉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