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在的鐵路工程建設公司在川北施工，基地就設在小縣城城郊。小縣城象所有南方小城市一樣，喧鬧、嘈雜，滿地都是泥坨子般的破皮鞋。自從玉玲回北京後，小縣城的大街小巷我已經摸得爛熟了。幾乎每天晚上咱都跑出去喝幾口，城裏幾家象樣飯館的老板都認識我。
走出車站沒多遠，我便看見西關飯館的老板騎著滿載豬肉、蔬菜的三輪車，慢悠悠地過來。還沒來得及跟他打招呼，老板已看見我。
“回——回來啦？！”老板的嘴咧得倍兒大，活脫一副哭相。也沒等我搭腔，他便狠蹬幾下車，急忙拐彎跑了。
“這家夥吃錯藥啦？還是丫頭讓人拐跑了？”我挺奇怪，他為什麼繞路回去？不一會兒我又看見阿三，阿三是劉萍礦上的小夥計。平時見了我點頭哈腰，巴結起來沒完，今天倒好我還沒開口，他就跟見了鬼似的掉臉就跑。我大張著嘴呆在當地，本想問問劉萍的去向，可狗阿三連影兒都沒了。怎麼回事呢？難道今天是四川人什麼特定的節日？不能跟外地人碰麵？
我氣哼哼地往基地走，已經不存在同熟人打招呼的奢望了。的確又碰上幾個，可個個都跟見了債主似的大老遠就躲。快到基地時我已氣得牙根癢癢了。
春節剛過，同事們都沒回來，夥房冒著煙，那是徐姐取暖用的。如果不是急著想見劉萍，我也不會這麼早回來。
“徐姐。”我推開夥房的門。
“方——方路？”徐姐是基地管夥食的，四十來歲，人緣特好，平時總給我們這幫懶鬼燒洗澡水，這回為了點高額加班費特地留下來看攤兒。而此刻徐姐本來挺和善的眼珠子都快從眼眶裏胬出來了。
“徐姐，你怎麼也這樣？偷辣子吃了吧？”我打著哈哈，卻自己也笑不自然。使勁抹了把臉，也覺出有什麼東西。
“你------你，你小子怎麼還敢回來？不是大姐說你，現在的年輕人膽子大得都邪乎！我們那時侯連想都不敢想的事你們也能做得出來？太沒譜了！咱們單位還沒出過這種事呢----”
“您慢點，您慢點。”我真怕她一口氣上不來噎個好歹。“唱的哪出啊？咱們工程質量出問題啦？砸著人啦？”
“砸著人有頭兒管，你負什麼責？”
“就是啊！那您幹嗎呀？”
“你——”徐姐突然壩著窗戶向外望了幾眼。“你他媽還不趕緊跑？”
“跑？為什麼呀？”我也突然覺得事情不太妙，臉上漲得難受。
“前天來了兩個警察。”徐姐又向外看，臉上的肉直突突。“專門來找你的，還說要去北京逮你哪。”
“不對？”我根本不信，咱打砸搶的事從來不沾，警察吃飽了撐的，找我幹什麼？“咱沒犯事。警察肯定找錯人了。”我此刻終於找到一路上大家有意回避自己的原因。
“怎麼抓不錯別人那？你小子還不快跑？”徐姐伸手向外推我。
“您別一驚一詐的好不好？”我被徐姐推著向後挪。可還沒走到門口，就聽見基地外麵傳來“噠噠噠”的摩托車馬達聲。兩個警察很威嚴的出現在基地門口。我呆立著沒動，難道這是真的？警察來到麵前，由於個子矮，不得不仰著脖子看我。“你就是方路？”
“啊！？”我扭臉看看徐姐。徐姐已經麵無人色，嘴唇煞白了。她可能頭一次見這陣式。
當晚我被帶進審訊室，這時我早定下神來，倒是對麵的大燈照得腦袋發昏。
審訊員是位三十來歲的川籍民警，有著典型四川人的圓眼睛，寬腮幫子透著狡秸、暴躁。他旁邊的書記員明顯是個新兵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