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綺芳
一、前言：“比較”與研究者的異/己關係
這篇文章的寫作目的，是筆者的一個初步嚐試，企圖比較兩個屬於不同自然與文化生態的族群--臨海而居的衝繩八重山區域之竹富島民，以及居住於山區的台灣賽夏族，藉由分析其最重要的年中祭儀之過程--前者的種取祭（tanadui）以及後者之矮靈祭（pasta ai），探討儀式中展演活動的內涵如何顯明這兩個群體之內部與對外之異/己關係。
以這兩個族群為比較的對象並非出自偶然，而是和筆者個人的知識建構曆史有密切的關係。賽夏族矮靈祭是筆者在接受人類學訓練之後第一個接觸到的祭儀，猶記得是1986年的十年大祭，筆者與同是大一新鮮人的另外兩位同學，由南莊公車站跋足，在陰雨濕冷的天氣中花了一小時半到達向天湖祭場，在送靈祭的前夜，踩在泥濘的祭場上，拉扯著、也被左右不識的夥伴拉扯，竟夜歌舞，並在祭典結束後，困頓下山。這次的經驗可說是筆者一次非正式的成年禮。隨後當回到教室中，短暫而不能不說是破碎的向天湖祭舞記憶，是我試圖理解有關賽夏族之學術論述的想象憑借，與觀看舞台上被複原的樂舞展演之經驗對照。
衝繩竹富島是筆者的碩士與博士研究田野地，而種取祭則是研究的重心，因而可以說是據以建立描述與分析目標的他者（the other，參Fabian 1983）。這個知識上必要的他者，在該地居民的心目中“六百年來不變”，但在筆者的理論演化過程中，其形象與意涵呈現不同的麵貌：從功能式的象征分析（趙綺芳1994）到強調展演之社會實踐意義（chao 20O1）。然而除了上述個人的因素之外，筆者亦發現，在明顯的生態與文化差異之外，這兩個儀式有著相當的相似性：分別是兩個族群最重要的文化展示核心，又各自蘊含著豐富的象征目標與意涵，甚至有著相似的儀式過程，因此筆者欲藉由比較其儀式來進一步了解這兩個族群的重要世界觀。
不過在此之前，筆者必須解釋這篇文章中“比較”之作為與目的。早在人類學這門學問萌發之時，“比較”便在這門學問的研究方法中占有一席之地。直至今日。翻開文化人類學教科書，仍可見到以下的敘述：“人類學的方法論是跨文化比較研究法”。然而正如許多學者指出，比較成為一種方法論，在人類學知識建構上有其先天的矛盾和實際操作上的技術困難，前者歸因於文化相對論與比較之間的不能兼容（Huang2002），後者包含比較單位的定義與人性普同相對於曆史關係的解釋衝突等（參郭佩宜2002）。因此比較的方法論在人類學一度沉寂。晚近，學界再度重新審視比較，並自認識論而非單由方法論的角度，來看比較在民族誌研究的與生俱來性（inheritance），並對內在與外顯比較進行更細微的討論，強調一個從問題出發、脈絡化的比較，對於理解（異）文化過程的不可或缺（郭佩宜2002）。
筆者在本篇文章中之所以采用比較，日的不在解釋人性普同或文化傳播之曆史，而是采取上述由單一問題出發的脈絡式分析，試圖對被比較者共同麵臨的情境--後/殖民狀況的群我關係之展現，提供可供對照的脈絡化分析。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概念上，這兩個儀式雖是對等的，但是就資料的本質與厚度而言，卻無法等量齊觀，簡單地說，竹富島的資料來自第一手的實地田野調查，而賽夏族的矮靈祭則多是參考第二手資料，特別是學者的研究報告，在此情況之下，筆者在目前的初步分析階段，將以竹富島的資料為主、以賽夏族的例子為輔進行討論。
展開地圖，位於日本與台灣之間的一連串島嶼，習慣被稱為琉球群島，由北而南又可再分為四個島群：奄美（Amami）、衝繩（Oki-nawa）、宮古（Miyako）與八重山（yaeyama）。群島共包含了一百四十餘座島嶼，除了少數例外，大多麵積狹小。而其地形多屬珊瑚礁淺礁所形成的石灰岩地形，土壤不甚肥沃。
“琉球”一詞最早見於中國《隋書》（公元636年）卷八十一·列傳第四十六之《東夷傳》，書中記載“流求國…，在海島之中土多山洞國有王其下有帥四五人各洞有小王各村有烏了帥”。這一區域的曆史約可分為先史時期（舊石器與貝塚時期）、古琉球（公元12世紀初至公元1609年）與近世琉球（公元1609年至1879年日本明治政府頒布“廢藩置縣”令）。其中，古琉球又可分為山寨割據時代、三山時代、第一尚氏王朝和第二尚氏王朝前期。在這五百年間，古琉球由按司（部落首領）的出現到三山鼎立抗爭，再由尚巴誌統一王朝的誕生至琉球王國的建立，是琉球發展的鼎盛時期，故稱為“萬國之津粱”。12世紀初，隨著穀物農耕文化的發展，被稱作按司或世主的各地首領形成了一個個政治小集團。築城紮寨相互對立，戰爭不斷。到了14世紀，以衝繩本島為中心，形成了三大勢力範圍（何慈毅 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