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中國文化界的白話運動對於整個社會都產生了重大影響，而中國的民俗學也就在此期間開始成型。在民間文藝學和民俗學的學科史著作裏我們不難發現，從北大的歌謠征集運動，到妙峰山廟會調查，當時文化人到民間去的這些有開拓意義的實踐，不僅使山野民風成為了學術研究的主體，也標誌了治學隻專注文獻資料的轉向。對此，鍾敬文先生曾指出：“文獻，不是民族文化成績的全部。……除了文獻的保存和所顯示的曆史成果之外，中國還有更大量的、沒有或很少被文字記錄的、流傳在民間的各種文化。它就是民俗學的對象。與之狀況相似，同樣關注民間文化的人類學也是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新興“舶來”學科，它們與具有悠久傳統的文學和史學自然不能相提並論，但其影響力卻導致了這兩門“不分家”的傳統學科發生了革命性的轉變。王國維的“兩重證據法”、顧頡剛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以及聞一多的上古神話研究，大抵反映了當時做學問方法的改弦更張。主要的一點就是把目光從文獻移開，關注考古出土物和民問“活態”文化，而這些正是“文字缺席”的地方。清代學者陳澧對於文字起源曾經說過一番話：“聲不能傳於異地，留於異時，於是乎書之為文字。文字者，所以為意與聲之跡也。”（《東塾讀書記》）我們認為此話同樣適合解說某些經輿文獻的由來。“詩三百篇”之成為《詩經》可以例證，荷馬的《奧德修紀》亦然。可見，文與野的界線是變動的。這演變借用列維斯特勞斯的說法則可以稱作“轉生為熟”。
再來把目光轉向口述史。Oral一詞根據不同的上下文被選擇用不同的漢語語詞來表達，翻譯透露的修辭古義當然不言而喻，這裏或許還能進一步窺視到口述與文字在互動中的不平等關係，因為與文字的大傳統相比，凡帶了“口”的都已經明白告訴世人它的小傳統地位。口述史在曆史學中處於非主流的地位，也因其“野”一再招到正統曆史學家的質疑和責難。比如，澳大利亞曆史學家帕特裏克·弗雷爾（Patrick Farrell）曾諷刺道：“口述曆史正在步入想象、個人記憶和完全主觀的世界--它將把我們引向何處？那不是曆史，而是神話”。美國曆史學家塔齊曼（B.Tuchman）也認為，“雖然口述曆史或許會向學者們提供一些寶貴的線索，但總的說來是保存了一大堆廢物”。然而，無可否認的是，口述史的興起對曆史研究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它把被上層社會各類精英人物壟斷的曆史恢複成為普通人的曆史，一改民眾文化和日常生活不具有研究價值的觀念。在保爾·湯普遜（Paul Thompson）看來，隻有憑借個人經曆的真實證據（“過去的聲音”），才能如實地再現曆史，還過去以本來的麵目。
在此我們看到，從關注個人經曆這一層麵視之，口述史的采訪和人類學田野作業所收集的口述資料是輻輳聚合的。因此，談及口述史，自然也無法繞開它與人類學之間的共贏關係。一方麵，口述史研究技術的發展得益於人類學的進步，它們豐富了曆史學家記錄和收集史料的方法；另一方麵，口述史的進展使得人類學的實驗民族誌為社會生活史的建構，為反思已有的研究模式提供了審視“曆史真實”的一種尺度。應該說，正是由於普通人的生命曆程始終與宏觀的社會背景鑲嵌咬合，克斯汀·海斯翠普（Kirsten Has-trup）才說：“在某種意義上，‘口述曆史’的迅速發展，便是在對民眾記憶的有效性的相對承認上。這種看法承認人類同時是曆史的主體和客體。當前人類學的睿智表現之一，就是認識到社會空間與建構它的個人之間，有一種基本的連續性”。所以，不論是林村的故事還是毛鄧體製下的陳村，都既是經典的村莊民族誌，同時也是當代社會生活史中彌足珍貴的口述文本。正是基於這種自下而上的史學理論，口述史為曆史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視角，也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其自身地位的提升。
在人類學的田野作業和民族誌文本中，主客之間曾一度是“非對稱的權力關係”，這之中有兩種傾向是突出的：其一，相對於“他者”，研究者具有淩駕於其上的優越地位。美國華裔人類學家許光在他的回憶錄《邊緣人》中就深有體會地寫道：“馬林諾斯基曾在特洛布裏恩（Trobriand）島嶼住過四年從事田野研究。他把特洛布裏恩島的土著人際關係與其他民族間的人際關係作比較，找出相同處和相異之處，但從不把特洛布裏恩島人與英國人或其他白人作比較。其他英國人類學家像Meyer Fortes、Evans-prichard等都有這種傾向。他們認為英國及其他白人都是科學家，絕不可能淪為科學研究的對象。至於其他非白人的文化是可以拿來榆視、分析、探討和歸類的。而英人及其他白人是超越被檢視研究之上，他們是‘父母’，研究、分析其他‘子女’世界的行為是理所當然的。”很顯然，這種關係充滿了殖民色彩。與之相似，即使是具有革命思想的中國知識分子也無法繞開這種傳統慣性的影響，這樣有趣的事實也已經引起了一些學者的注意。從事中國人類學史研究已有多年的胡鴻保博士在一篇回憶他從師學藝的文章裏曾感歎說：隻是在經曆了幾代學者的艱苦努力和主客互滲之後，以多元文化為客體的真正的“人類學”才出現在全體地球人麵前。不過即使在“後殖民”的今天，又有幾個中國人類學家甘心被同行放在他者的位置上“分析”呢？”其二，在傳統文本中，為了表現出敘述的客觀和對“科學性”的追求，常常隱去主客互動中田野知識獲得的途徑和方法。對這種局限的反思和實踐，以格爾茲（Clifford Geertz）的解釋人類學為先導，並表現在心理動力學、新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三種實驗民族誌的大量文本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