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我寫《中國知青史》，對知青典型，從整體上是把他們看作“政治工具”，從個體上是把他們視為簡單的“政治符號”，觀念保守，思維僵化，缺乏個性，甚至“頭上長角，身上長刺”，似乎就是他們的共性。這樣一來，書中留給他們的就隻有揭露和批判了。一旦我作口述，與他們近距離接觸，並且成了朋友，就發現以往的看法太片麵。典型也是人，有他的喜恐哀樂、優點和缺點、極富個性的方麵。
柴春澤，一個極左路線最猖獗年代紅得發紫的知青典型，在我的《中國知青史》中曾無情地將他稱為“有寫信癖”的人。通過與春澤的交往，我發現他其實是一個很樸實而且循規蹈矩的人，思想上的拘謹可能有一些，但絕對是個好人，工作認真到了極點，每天早到晚退，同時當著許多班的輔導員，被人們看作“活雷鋒”。他當年領著知青在玉田皋種的稻子，如今擴大到了數萬畝，仍在造福一方。采訪增進我對他的了解，經曆、觀念、文化背景上的差異不再重要，我們成了很好的朋友。有一次吃飯。我開玩笑說：“你是極左，我是極右，咱們現在坐到一塊了。”他給我打電話，也是一口一個“大哥”，挺親的。
劉繼業、吳獻忠，都是柴春澤當年“一個戰壕的戰友”，遼寧的著名知青典型。“文革”結束後他們同遭牢獄之苦，還被開除了黨籍。如今的劉繼業，已是一個大型國營企業的中層領導，這裏有周圍人的寬容與幫助，更有他本人的勤奮與執著。吳獻忠至今仍堅持共產主義的信念，自稱是“黨外的布爾什維克”，她最大的一個理想是將來有機會在沈陽蓋一座知青大廈，裏麵有優質的服務、低廉的價格，有錢的知青來，沒有錢的知青也請進來。你可以認為這個理想有點離譜，卻不能懷疑她的真誠。在一個銅臭熏天的環境裏，這樣真誠的想法不是很可貴麼？
張鐵生，當年因交“白卷”而名滿天下，1976年又在政治舞台上紅極一時，為此，他在“文革”以後蹲了19年的大牢。出獄後下海創業，整日忙得不可開交。他大齡結婚，孩子的身體不好，成了他的一塊心病。雖然日子過得並不輕鬆，但他還是惦記著一同落難的老領導，說將來有了錢要去看看他，資助一下。講義氣，重友情，這是張鐵生為人很真實的一麵，而這一麵在文獻中又怎麼能有反映呢？
口述方法可以補史，可以證史，可以修正甚至改變人們對曆史的認識，這就是它的價值所在。但是承認它的價值，並不意味忽略它的缺陷和不足。口述中包含各種不真實成分，幾乎是難以避免的。因為時問久遠，受訪者記憶出現偏差，如記錯了時間，人物張冠李戴、事件因果關係錯亂等。受訪者站在今天的立場上回溯曆史，猶如帶著一副變色鏡眺望遠處的山景。
文獻記載是穩定的，一旦形成白紙黑字，就能千古不變；口述則是流動的，一次性的，同樣一個人，在不同時間、不同場合、麵對不同的對象，他的口述可以衍化出許多的版本。哪個真？哪個假？哪個假作真時真亦假？除了遺忘造成的失憶外，選擇性記憶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我采訪吳獻忠，是通過劉繼業的介紹，獻忠特意從撫順趕到沈陽。第一印象，人很瘦，眼睛大大的，一副飽經風霜、受苦受累的樣子。開始的場麵比較拘謹，對我送的《知青史》頗“不感冒”，用她的原話：“不用看，也知道裏頭怎麼寫的”。這當然是指有關她的部分。關於那段曆史，她本來不願意多談。我說：願意不願意談，是你個人的事情，但是你成為一個曆史中的人物，卻是無法改變的事實。關於那段曆史，你說有許多不真實的報道，那麼真實的是什麼？你不講，別人又怎麼知道？再說了，將來還要有人研究這段曆史，你不講，後人隻能根據文獻的記載。這番話，可能打動了她。但采訪的結果，關於1978年她在政治上最活躍的那段，還是簡簡單單幾句話帶過。
這讓我聯想到知青回憶錄中的“失憶”現象。有些失憶，是無意識的，有時則是有意識的。許多受訪者和回憶者，在淡到對自己不利的情況時，采取回避、推卸或輕描淡寫的態度，也是人之常情。
我還采訪過這樣一位知青，第一次采訪，他給我講了一大通故事，很生動；第二次采訪，他重提這段曆史，卻換了另一個版本，我不禁一楞：“您這次說得怎麼跟上回不一樣啊？”沒想他輕輕一樂：“哦，上次講糊塗了，摻了不少小說的內容”。我隻好追問：“那這一次可是真的了？”“那是當然…”還有一位知青，給我講他被強製送往新疆的經曆，在我整理的錄音稿裏清清楚楚印著這樣幾句話：“也就是在我去新疆的第二年，我母親哭瞎了眼。她是45歲時生的我，我是她的老兒子，同年她就積勞成疾去世了。”過了些日子，我和這位老兄還有他的幾位朋友聚在一起吃飯，大概是酒精起了作用，在談到崇文區紅衛兵抄一資本家的家，女孩子操刀反抗被活活打死時，他嘴裏忽然冒出這麼一段觸目驚心的話：“我到新疆沒幾天，╳╳╳中學的紅衛兵來抄我家，我哥那年24歲，手裏抄起一個擀麵杖，護著我媽說：誰敢動我媽一根毫毛，我就跟他拚了！沒想到一個紅衛兵從身後給了他狠狠一棍子，一聲沒吭，就倒了。一頓亂棍，把我媽和我哥都打死了……“文革”初期血雨腥風中。紅衛兵在北京城裏抄了多少人家？打了多少人？死的至少也有幾千口吧，能夠像他哥哥那樣挺身護衛老母親的能有幾人？！我不禁對他死去的哥哥肅然起敬，又不解地問：“你哥哥是英雄啊，應該青史留名的，你為什麼要隱瞞那段曆史，說你媽是病死的，”他顯得很不好意思，指指身邊那位跟他共了幾十年風雨的老哥們：“我們家的這事兒，對他都沒說過。”他還告訴我：哥哥死後，嫂子改嫁，遺腹子送了人，改了姓，如今長成大小夥子，還不知道他爸是怎麼死的。領紅衛兵抄他家的那人，竟是他從小練跤的跤友，居然不知道那是他的家。這事讓他至今悔恨不已：“如果我當時在場，他一揮手就能把那幫小子招呼走。這是滅門之災啊，就是因為他們把我送了新疆……”我提起這件事，是想說，口述者的虛擬有著複雜的原因，但至少在現實中，專製主義造成的恐懼陰影，仍舊是妨礙受訪者實話實說的一個原因。口述者文過飾非，選擇性地講述他想要講的東西，隱瞞他不想說的部分，這就使口述的真實性打了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