係統化和結構化是民族國家的特征，也是國家型期社會和個人的典型技術方式，在國家從經濟、政治、意識形態和文化價值觀、生活世界等等方麵，使社會係統化和結構化的同一過程中，國家也以公民權、國民性、民族認同、福利化、角色化使個人與社會實現了整合。而且，國家的訓誡和監控（通過行政、司法、法規、學校，以及監獄、勞教所等製度設置和職業化專家階層）使型塑與整合成為不斷持續的過程。這種雙向過程使社會和個人成為了係統運作的載體，從而形成了社會與個人的體化同構關係。因而國家的變化也就意味著社會與個人之間的某些關係方式變化。首先，國家向市場、企業、生活世界、個人選擇等的放權，在這些領域中確實出現了以國家型塑和整合為基礎的社會與個人原有關係方式的大量削弱甚至瓦解。但同時，由於國家財政實力的提高、權力以及行政和司法體係的專家化，信息網絡技術的運用等等，對社會和個人的管理控製能力也在提高。而且，由於當代社會的非預期後果頻繁、反社會性行動的大量存在，使國家的責任成為了社會的需要，因而國家對社會和個人的總體監控實際上趨於強化。
在市場和經濟、政治、文化、個人活動超越了地緣限製的同一過程中，資源轉化係統也出現了全球一體化趨勢，正在進一步摧毀血緣、地緣、業緣等社會與個人的傳統關係紐帶。在中國這樣的轉型社會中，這類關係方式的存在越來越屈從於資源轉換係統的運作需要，歸根結蒂是屈從於利益原則和技術理性原則的需要。多元利益使個人的個性、目標選擇、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進一步地多樣化和風格化，但技術理性則使互有差異的個人樣式和風格留下了相似的社會標記，因而個人的多樣化和風格化更具當代社會的性狀和特征。此外，傳統關係紐帶的銷蝕和資源轉換係統的運轉，使個人在情感上與社會愈加疏離，但在生存上對社會和他人卻更加依賴。
生活世界在更大範圍出現的國家權力的“盲區”，是青年、休閑、享樂主義消費主義群體的樂園，媒體信息、藝術創作的重要來源和試驗場，大眾文化和各種非主流文化的領地，也是後現代“文化精英”汲取靈感和宣泄失意憤懣的場所。但在實質上，生活世界（尤其是文化消費領域）被更深地卷入了資本周轉和資源轉換過程，成為當代社會生產關係體係的組成部分，和實現規模化、社會化消費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終端。因此，由生產過程預定、誘導和塑造消費的欲望、需求和滿足方式，以及大眾化、平民化趨勢不僅是其突出的特征，也是使其繼續保持運轉的條件。如此一來，這一領域中的創造與模仿迅速轉換，新穎與炒作頻繁交替也就不可避免，結果是二者之間的基本界限一再發生模糊。所以，在個人間、群體問差異和多樣化的虛假表象之下，總體上的一致性和重複性仍然是揮之不去的本質特征。
簡要地說，現代性早期和擴展時期鑄成的社會與個人的現代聯結方式，迅速蛻變為了新的傳統性，並受到動搖而趨於解體，這種不斷的傳統化與去傳統化過程構成了現代性之全球化時代的一種普遍性特質。當代社會與個人的關係出現兩種截然相反的基本趨向：一種是與“新傳統”關係方式的斷裂，個人與社會越加疏離，社會在同過程中電史為多元化；另一種是建立“更現代性”的關係方式，實現社會與個人之間多樣性的聯結和組合，並形成不同的現代社會共同體。在我們看來，這兩種基本趨勢的共同作用，既可以造成一個充滿歧見、不同觀念相互背離、不同價值相互對立、不同行動相互排斥的社會世界，也會使個人及其社會共同體都真正懂得相互寬容、承認彼此的正當性的重要價值，從而避免一個被無數的獨斷主義者和個人霸權主義者充斥的世界。社會與個人的關係對於社會學具有的元性質和基本性質，這一關係的變化必然將當代社會學理論的探討推向對元理論和元方法的深層追問。
對傳統社會學的挑戰。麵對現代性的全球化，以民族國家的地緣社會情景為基礎的社會學知識體係的局限降的顯露，促使社會學對自身知識係統的建構進行更為深入的反思。跨國社會過程和全球社會過程的出現所導致的後果，是民族國家架構下的地緣社會情景及其經驗事實發生了變化，國家地緣社會與跨國社會、全球社會的共同作用改變了行為情景的單一性質，大量的當代社會重大經驗事件出現在國家社會、跨國社會、全球社會的相互交錯或相互交替的情景中，使社會事件的外在關聯和內在結構都變得空前複雜化。這就要求社會學對於國家地緣社會與跨國社會、全球社會的關聯，對於複雜情景結構中的經驗事件過程，具有高度的想象力和包容性，以產生對當代社會的宏觀整體過程的俯視性理論效果。如此一來，以往社會學中傳統的、流於褊狹的思維模式、知識積累和建構方式明顯地不再適用。而且，這一局麵對實證傳統的正統地位造成了動搖，為人文傳統的崛起提供了新的機緣，形成了自然科學型社會學衰落與人文科學型社會學興盛的總體格局。與此關聯的另一個後果是，關於社會學知識的價值爭論在當代社會學理論範域中也在日漸淡出。或者更確切地說，在社會學知識的價值爭論上，是與實證社會學及其方法相聯係的價值中立或價值無涉的“正統立場”的淡出。如吉登斯認為：“社會學……並沒有按照人們所說的自然科學那種方式來積累知識”（吉登斯.2000：14）。吉登斯的“激進主義政治”、“第三條道路”的社會理論，已經表明了他對於社會學知識的價值爭論所持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