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解密的史料告訴我們，氫彈是利用原子彈的能量點燃氘和氚等氫核的自持聚變反應，並在瞬間釋放巨大能量的核武器，一個原子彈的威力可能是幾百至幾萬噸梯恩梯當量，但氫彈的當量則要大至幾千萬噸梯恩梯。可是並不是所有核武器都能在短時間內讓眾多科學家所能掌握的。美國人從原子彈試驗中得到啟示開始氫彈探索，他們的第一顆氫彈爆炸用了10年時間，蘇聯用了更長時間。中國總理對部下“用3年時間”爆炸氫彈的計劃很不滿意，可想中國的科學家又將麵臨更緊張更艱巨的秘密曆程！“小黃，有一天我們要搞氫彈試驗，所以組織上決定把你的那個研究小組的專業研究內容作重大調整，進行輕核理論研究。這是一項非常艱巨的任務，可要注意保密啊！”一天，錢三強把30來歲的黃祖洽叫到自己的辦公室叮囑道。正是錢三強的這著棋，使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後，為中國科學家們開始進入氫彈正式研製爭取了寶貴的時間。
後來，被稱為“中國核武器國產一號”的青年物理學家於敏同誌也加入了黃祖洽他們的輕核理論研究行列，並且因此使中國這方麵的科學理論得到了迅速突破。
一日，錢三強帶著於敏和黃祖洽等一批輕核理論研究人員來到核武器研究院，對主持工作的副院長王淦昌說：“王先生，我把最後的兵將都調來了，現在就看大家的了！”王淦昌瞅著於敏、黃祖洽等年輕人，喜上眉梢。經研究，於敏被派到核研究院的理論部，而這時的理論部真是兵強馬壯：主任鄧稼先，副主任周光召……這麼一批才華橫溢、思維敏捷的年輕科學家，給全麵主持生產與技術工作的王淦昌猶如送來了千軍萬馬。
“其他的我不用說，大家也與我一樣清楚，周總理說的‘3年拿下氫彈’，這是道死命令。
雖說我們把原子彈搞出來了，可是對氫彈我們誰都不懂，它的一些基本原理，我沒碰過，三強同誌沒碰過，錢學森同誌沒碰過，你們也都沒碰過，但我們必須用別人七八年、十幾年搞出來的東西，用兩三年的時間把它搞出來。難在什麼地方？難就難在第一步要搞清它的基本原理。不知我說得對不對？請大家一起思考這個問題。俗話說3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有趣，我們這兒可以有好幾個諸葛亮！”一次會上，王淦昌點著理論部的鄧稼先、周光召、於敏等人說。
“王先生說得對，要說氫彈可比原子彈複雜得多。蘇聯人撤走後，我們還有王先生、三強院長，他們都是在西方留學或者搞實驗時，不同程度地接觸過原子方麵的理論與實踐，就連我們幾位年輕同誌也知道原子方麵的不少基本原理。可氫彈就不一樣了，誰都是門外漢。現在上麵給的研製時間又這麼緊，但我想也沒有什麼值得可怕的事。攻下原理這一關，我們就可以突破。”“娃娃博士”鄧稼先平常就有一股詩人氣質，容易激動。他的話就像給理論部的年輕科學家們打了一針興奮劑。
“鄧主任和王先生說得對，第一步我們就要抓原理研究，我想隻要方向對頭，應該是可以突破的。”於敏充滿信心地說。
“稼先和於敏兄在這方麵是行家，有他們的理論功底，再加上我們這些人配合，應該不成問題。”周光召說。
“就是。我們敢向中央保證，一定在預定的時間內把我們自己的氫彈爆炸成功。”像以往的每一次會議一樣，王淦昌覺得他手下的這批年輕人太有希望了。
“好，我們向中央報告，以求盡快投入原理研究。同時也把實驗迅速開展起來，同步進行，一旦有突破，合二為一，時間就能搶住了。”王淦昌說。
“聽說法國的戴高樂要當‘氫彈老四’，我想我們絕不能當‘老五’，爭取把戴高樂比下去！”鄧稼先的話又引起了一片歡欣鼓舞。
王淦昌每每在臨睡前都要向理論部方向望上一眼，每一次他看到的都是通明的燈火……“太晚了，大家要注意身體。”好幾次他實在不忍心，進屋動員年輕的科學家們早點休息，但每一次都被“趕”了出來：“王院長，你都快60歲的人了，還常年待在戈壁灘吃沙泡夜睡帳篷床，我們加點班開個夜工，還不是受您老影響？什麼時候戈壁灘上見不著您的身影了，我們才敢偷懶呀！”有這些好小夥，中國還愁幹不成上天入地的事？王淦昌常常被這些聰明絕頂而又可愛的小夥子們所感動。但是科學畢竟不是“小兒的玩意兒”，核科學更不用說了，它是一門新科學，根據當時的實際，中國的戰略家們在周恩來總理直接指揮與組織下，采取了“龍頭三次方”合成作戰的戰略步驟。
當時王淦昌他們有兩種考慮：一是熱核聚變，如美國的氫彈試驗裝置用的就是一個很大的固定體，進行熱核聚變就算完成了氫彈試驗，這對王淦昌來說比較熟悉，他在研製原子彈時就成功探索了激光慣性約束核聚變，其本身就包含著這方麵的突破；還有一種意見就是直接研製出能裝上導彈頭的氫彈。後來周恩來總理綜合各方麵意見，提出了氫彈試驗也要像原子彈那樣小型化的見解，因此，王淦昌、朱光亞（時任副院長）和鄧稼先、周光召、於敏等統一了研製方向，即不求大而求“爆”的戰略決策。
當時碰到的第一個難點是關於氫彈爆炸的熱核聚變的核數據掌握不了，因為沒有核數據的理論探索就等於大海撈針。為此女物理學家何澤慧率30多位科技人員，在王淦昌的另一位弟子丁大釗教授等曾進行過的輕核反應研究基礎上，苦戰半年，成功獲得了相應的核數據。同年9月於敏率領的一支小分隊在上海計算機所不分晝夜，戰鬥100天，發現了氫彈的熱核材料自持燃燒等方麵的關鍵性原理，為整個氫彈試驗開辟了一條光明的道路。
“於敏兄，太感謝你了！你為我們整個氫彈試驗找到了一扇可以通向勝利終點的大門，哈哈哈，我太高興了！太高興了！”鄧稼先得知消息後，專程飛抵於敏處，當他見到於敏後擁抱住這位好搭檔，興奮得像個大孩子。
“哎，稼先啊，我們都是上了年紀的人，你這個樣，我們都會嚇出毛病來呀！”後來鄧稼先在向周恩來總理彙報此次氫彈原理研究成功時，由於太興奮與緊張，竟然臉色蒼白，連手都在發抖，害得周總理趕緊給他解圍。
“我能不激動嗎？數據和原理這一關過了，就等於我們可以大踏步向實驗的方向前進了！我又可以為不遠的將來的勝利而幹它個大醉！”事後，鄧稼先在王淦昌麵前分辯道。
王淦昌特別欣賞自己的這位得力助手，他本人不善言談，可鄧稼先是位豪情噴湧的科學家，所以他從心眼裏喜歡鄧稼先。“於敏他們給我們整個研究工作帶來一種喜人的突破，這個開頭好。你和光召同誌要抓緊從另一條路子入手，對已經取得的成果進行計算論證，這樣我們才能從根本上攻克熱核聚變原理。”王淦昌不愧是個站得高看得遠的大科學家，他要求鄧稼先這樣做的目的，可以使中國在熱核聚變理論的研究領域超越西方國家的老路子，從而為中國以後的核武器研究工作擺脫許多被動局麵。
鄧稼先不負眾望，很快另辟蹊徑，並和於敏的研究成果形成了著名的“鄧—於理論方案”。
“直接進行多級熱核試驗。”經周恩來總理批準，王淦昌他們又開始了新一輪氫彈試驗。
由子氫彈的原理比原子彈複雜得多，雖然鄧稼先、於敏他們把熱核聚變原理的研究完成了，但從原理到實驗、到核爆炸成功，這過程又是極其艱難和漫長的。王淦昌是實驗高手，但氫彈試驗卻讓他費盡心思。首先是那個核裝置本身就夠他動足腦筋的。“假如能用不帶核反應的冷試驗解決問題，都用冷試驗解決，這樣來提高熱試驗的成功率，盡可能減少熱試驗的次數。”這是他日夜思考的問題。王淦昌多次從周恩來總理的口中得知：為了進行核武器試驗，政府和全國人民都在勒緊褲腰帶。王淦昌懂得，在試驗中多動用一個核反應堆裝置，等於把幾萬甚至幾十萬人的口糧剝奪了，因而他比別人想得更多。
搞核試驗的人都清楚，冷試驗的10次效果可能就隻抵一次熱試驗。為此王淦昌帶領大家付出了比原先多出幾倍甚至幾十倍的艱辛。正是在一次次冷試驗中，王淦昌他們很快解決了引爆設計中的許多關鍵技術。當實驗中得到的技術再到鄧稼先他們的理論研究之中進行“回爐”後，整個氫彈研究工作便進入了實質性的研製程序。
氫彈試驗實在太複雜，從熱核材料的部件研製到產品設計、爆炸實驗，再到物理測試，每一個環節都得王淦昌操心幾陣子的。他早出晚歸，奔波在幾千裏基地上，從細微的一個計算題到頂天立地的一個鋼鐵裝置，他都要過問。
當年與王淦昌並肩戰鬥在羅布泊的同誌告訴我，“王老頭”除了工作和技術，其他什麼都不在乎。穿的也是綠軍裝，住的也是帳篷，睡的也是木板床。雖然中央有指示，他的待遇應當跟基地司令級首長一樣，但見過王淦昌的人，實際上誰都不會相信他有那麼高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