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比我更拙劣的旅行者了。
2002年3月，我第一次前往紐約。距離兩架波音飛機撞擊大樓的事件不過半年，我卻沒想起去看一眼世貿中心遺址，把很多下午時光扔進了擁擠不堪的史傳德二手書店。這所城市的悲傷、震驚、韌性、猶太麵包房的香味和中央公園裏的陽光，我都記憶不清了，發黴的紙張、膩膩的汗味、高高的書架，還有收銀台前那個胸部豐滿的姑娘，倒是從未忘記。
2004年5月，我在巴勒斯坦首都拉姆安拉的街頭。阿拉法特正處於垂死狀態，全世界的記者蜂擁至此，他們要捕捉一代傳奇的落幕、伴生的虛空與躁動。在同事拍攝的一張照片裏，我站在混亂街角的一根電線杆旁，心無旁騖地讀一份《紐約時報》，身邊是表情亢奮的人群。《紐約時報》的記者就在現場，我瀏覽的這篇報道所描述的，不過是身邊的場景。
閱讀是一種逃避。真實而巨大的紐約、懸而未決的拉姆安拉，都令我茫然無措，甚至心生恐懼，而書籍、報紙提供秩序、節奏與邊界，多麼驚心動魄、不可理喻的事件都在頁邊終止，隻要跳過幾頁，就掌握了曆史的結果。
我忘記自己是怎樣逐漸愛上了旅行。在行程中，我能控製自己的煩躁不安，試著觀察陌生人的表情，和他們交談，品嚐他們的食物，進入他們的客廳，傾聽他們的往事……2011年1月，我坐上“突突”作響的三輪摩托車穿越班加羅爾的小巷時，意識到自己真的愛上了旅行。我期待自己像是浮萍一樣，從這條河流漂到那條河流。
但我不是浮萍，無根的自由帶來的喜悅也注定短暫。書籍是一種逃避，它讓你回避現實的失控，旅行也是。它經常是智力與情感上懶惰的標誌，因為無力洞悉熟識生活的真相與動人之美，人們沉浸於浮光掠影的新鮮感，以為看到了一個新世界，不過是在重複著舊習慣。異質的聲音、顏色與思想，沒能進入他們的頭腦與內心，不過是庸常生活的小點綴。
旅行更深的意義是什麼？是加繆說的吧，旅行中最有價值的部分是恐懼。旅行者遠離了家鄉，一種模糊的恐懼隨之而來，他本能地渴望舊環境。正是在恐懼中，你變得敏感，外界的輕微變動都令你顫抖不已，你的內心再度充滿疑問，要探詢自身存在的意義。人類的所有知識、情感、精神世界，不都因這追問而起？
我期待卻可能永遠也成不了加繆式的旅行者。他在一個充滿著潰敗與掙紮的時代生長，旅行與寫作、武裝抵抗一樣，是他重構意義的方式。他對於恐懼的理解，或許隻有浸泡在基督教氣氛中的人才能真正理解。
這本書中的遊記，不管它多麼故作感傷與鎮定，仍帶有明顯的樂觀情緒。它首先尋求的不是恐懼，而是愉悅與知識。我像是啟蒙時代的小冊子作家們一樣，通過展現不同民族的風俗來勸告自己的同胞，世界如此多元與豐富，跳出這狹隘的自身吧，了解自己的缺陷與不足，我們自以為的獨特，其實一點也不獨特。我也常炫耀自己的見聞，沉浸於道聽途說的快樂。拙劣的旅行者的弱點也從未消失，我談論了太多死去的人物與書籍，描述了太少的當前與未來。
這些篇章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痕跡。離初次紐約之行已經十年，這也是中國崛起的十年。在我試圖把不同見聞帶給中國讀者時，中國也迅速湧入了世界。中國的商品、中國人隨處可見，中文的標牌也進入了歐洲的百貨商場、博物館中，開羅的小販們會說“你好”，而阿姆斯特丹的櫥窗裏性感女郎們則大聲叫出“有發票”。中國形象，不僅是那個廣東燒味、黃琉璃瓦亭子、客家話構成的唐人街，更帶著一個暴發戶的金光閃閃、粗陋不堪的痕跡。中國社會內部的成就、困境與失敗，在世界的其他角落愈發分明。在旅行中，我總是不斷地尋找這些痕跡。
在通往世界的途中，中國變得更清晰了；在試圖了解中國時，我也多少意識到自己的角色與價值。但我清楚，自己對內心的更徹底的追問尚未開始，我對於世界的理解，仍停留在知識層麵，即使這層麵也淺薄不堪。至於偶見的內心追問，也更多是暫時的情緒，而非深沉的情感。我還生活在生活的表層，連接靈魂深處的根還沒有生長，它需要真正的恐懼與愛。
沒有這些朋友，這些旅程、這本書都難以實現。感謝覃裏雯、黃繼新，他們是我最初的同伴。感謝王鋒、邵忠、張力奮，這些文章的不同片段都出現在他們編輯的刊物上。最重要的是我曾經的戀人王子陶，她是個不屈不撓、觀察力驚人的旅伴，她通過色彩、味道與人們不經意的小動作，拓展了我對陌生人與陌生社會的理解。
2011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