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裏沒有煤氣燈，也沒有電燈，人們遵循著自然的節奏。黑暗令一切都倍感神秘，在人們心中仍活躍著魔鬼和精靈的故事。古老史詩《羅摩衍那》被一代代人講述，孩子們熱衷於傾聽強盜與怪獸的傳說。在這個龐大的家族中，泰戈爾享受著充分的愛與關注。密切又緊張的人際網絡，激發他對人性的理解。少年泰戈爾在屋頂上、走廊裏、房間裏，在黑夜的寂靜與幻想中，在最新一期的《孟加拉之境》與古老的梵文詩篇裏遊蕩。
我很難在泰戈爾的童年記憶與眼前的加爾各答之間建立聯係。胡格利河仍從容不迫地流淌，人們仍跳入河中洗澡，大街小巷仍飄著各種油炸食品的香氣，其中肯定有他最喜歡的炸甜豆包。但如裹入毯子的濃重夜色早不見了，電力不僅驅趕了神秘，也趕走了閑暇。即使到了夜晚十點，馬路仍擠滿了汽車，工人卸下卡車上的麵粉袋，街旁的小攤上討價還價，孩子想必很少在聽大人們講述傳說了。
一個現代印度早已覺醒，其結果卻喜憂參半。它既融合了廣闊的地區，又分裂了另一些地區。巴基斯坦、孟加拉、斯裏蘭卡，都曾是模糊的印度概念中的一部分，如今卻都是獨立國家，彼此間仍有緊張的衝突。
泰戈爾曾經擔憂過這種可能。他總結過19世紀以來印度覺醒的過程，先是宗教改革，然後是文學運動，最終是民族運動。拉默漢·羅易是第一階段的代表，他自己是第二階段的中心人物，而第三階段則以甘地為精神領袖。
1921年的一幕顯示了第二階段與第三階段的過渡，它正發生在泰戈爾故居的兩層小樓前。這一年9月6日，甘地前來拜會泰戈爾，他期望詩人能給他正在發起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注入新的動力。自1915年從南非歸來，甘地就成為新的民族情緒的象征，他似乎找到了重建民族自尊、抵抗英國殖民者最有效的方式。
從拉默漢·羅易、德瓦卡那特·泰戈爾一代開始的自我追尋，走到了另一個關鍵時刻。在文化複興之後，是民族主義與政治覺醒。1905年的“愛國運動”，標誌著新階段的到來。英國總督寇鬆把孟加拉邦一分為二的舉措，激起了本地人的反抗。泰戈爾是這場運動的精神領袖，他編寫歌曲、發表文章，替民眾表達他們受傷的情感。但在這場運動後，社會情緒日趨激進化，人們不僅厭惡英國人的統治，甚至要驅逐關於英國人的一切。
泰戈爾為這新情緒的深感不安。他也知道，印度的這種激進情緒並非獨有，民族主義浪潮正在全球範圍興起。他相信民族主義不過是對虛榮與權力的渴望，它扭曲了人們對於世界的豐富理解。
在甘地到來時，他感覺到了這股狹隘之火在印度熊熊燃燒。當他與甘地在屋內會談時，一群激動的民族主義者正把從商店裏搶來的英國製造的衣服堆在院中空地上，似乎燒毀英國貨才能表現他們的愛國熱忱。
甘地需要泰戈爾的支持。1912年，泰戈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還是第一個亞洲人贏得這樣的殊榮。世界性的聲譽對印度的抵抗運動至關重要，印度人與英國人的實力對比如此懸殊，惟有喚起廣泛的同情。泰戈爾仰慕甘地的非暴力精神，卻沒準備接受他的抗爭方式。甘地是個堅定的信徒，泰戈爾則天然是懷疑者，警惕一切支配性的、未經反省的力量。
在這次曆史性卻遠非投機性會麵的最後一刻，甘地請求泰戈爾也拿起紡紗車，象征對英國紡織品的抵製。但泰戈爾婉轉地拒絕了：“我可以紡織詩句，可以紡織歌曲，但親愛的甘地，對於你寶貴的棉紗，我會弄得一團糟。”
對他來說，這不是對英國殖民者的抗爭，而是一種拒絕現代文明的褊狹，土製的紡紗車，不僅沒有經濟意義，也是另一種逃避：“紡車無須任何人思考，人們隻是無休止地轉動屬於過時發明之物的紡輪，幾乎用不著判斷力與精力。”
到印度去
在甘地到來七年後，兩個中國年輕人也先後來到這座小樓。一位英俊、多情、才華橫溢、聲名顯赫，在中國，他以寫作輕盈、夢幻的詩句，追求不羈的愛情著稱，象征了一代中國青年對自由生活的渴望，他是徐誌摩，也是泰戈爾四年前中國之行的主要陪同者，為他安排行程，現場翻譯，還在報紙上寫文章熱情讚頌他。
對於泰戈爾來說，1924年的中國之行期盼已久卻不盡如人意。多年來，他期望印度、中國與日本，能夠在精神上融合，東方智慧或許能夠糾正這個西方主導的世界的價值偏差，後者太過重視物質創造與力量擴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