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歡他的開闊眼界和這股雄心，印度是一個開放的係統，它許諾與支持這種雄心。我很難想象，中國會產生對應的人物。柳傳誌或是馬雲，他們都是卓越的商業領導人，並有一種大眾偶像式的魅力，但他們會寫一本《想象中國》，談論這個國家的困境與希望，給出自己的解剖與方案嗎？很顯然，這不僅僅是缺乏才智與興趣。
但班加羅爾吸引我的，不是軟件公司、呼叫中心、商業領袖，而是一位曆史學家，拉姆錢德拉·古哈。離開北京前，我讀到他的《甘地之後的印度》，我很久沒讀到這樣令人心動的曆史著作了，能將典雅的敘述和透徹的分析如此密切地結合在一起，厚度超過八百頁。它還有著暢銷書的特質，給予讀者一把鑰匙，將如此複雜的當代印度史，經由一種理念而串聯在一起。
我們約在Koshy咖啡店見麵。這裏下午嘈雜、熱氣騰騰，牆壁上掛著黑白的照片，那是英國人統治下的印度景象，有一種危險的懷舊——那是個更單純、更具美感和更有秩序的年代。自從1904年創辦以來，它就是本地藝術家、作家、新聞記者和風雅人物的聚集地。這裏用藍色桌布，服務生們的白色製服像是中國警察在80年代的服裝，隻是少了兩個紅色肩章。市區的味道與機場不同，而矽穀的味道與景觀都被隔離在郊區的工業園區了，市中心仍是那個摩托車、破建築、英國殖民的遺產構成的印度，偶爾的幾座現代購物中心，都顯得鶴立雞群。
古哈準時而至，白棉布襯衫，暗黃色褲子，運動鞋，身形魁梧，他曾是個板球好手，而他第一本引起廣泛注意的書，是關於板球的曆史。
“他隻是個體育曆史學家。”一位小說家曾不屑一顧地說。當時，他們正就印度的民主問題在報上打筆仗。除去情急中的小說家，沒人能把《甘地之後的印度》的作者不當回事。他剛剛坐下，一位熱情的讀者就前來表示敬意，《華爾街日報》歡呼他是“首席印度記錄者”，查理·羅斯邀請他出現在夜晚談話裏，更重要的是，印度人擁抱了它，這樣一本嚴肅、厚度十足的作品，登上了暢銷書榜首。這本書的命運也像是印度現實的延伸。絕大部分印度人讀不懂英文，這裏有十五種官方語言，不同區域的人們有著自己的獨特文化傳統與語言方式。古哈對我說，它已被翻譯成這十五種語言中的六種。
這也是這本書的核心命題：是什麼把這樣廣泛的人群和區域變成了一個叫印度的國家？19世紀的英國殖民者們感慨，根本就不存在一個所謂的“印度”。人們覺得自己是旁遮普人、孟加拉人、馬德拉斯人，而非“印度人”。歐洲人依靠某種語言、區域或抽象的民族本質，而成為一個個的民族國家，而印度，“旁遮普與孟加拉的差異，要比蘇格蘭與西班牙之間還大”。這種懷疑也貫穿了20世紀。宗教、種姓、語言、階級，這些屏障難以克服，似乎意味著不可避免的混亂的衝突，窮人又太多了，他們能理解民主製度的含義嗎？
但印度不僅存在下來，而且生命力旺盛。古哈相信，“民主”是理解這一切的鑰匙。比起廣泛傳誦的經濟故事，他認定“當代印度真正成功的故事是政治而非經濟”。正是民主政體，才讓這麼多嘈雜的聲音與爭端共同存在、相互激發，而印度也對民主這個理念做出了新的補充。
古哈熱情、親切，但我們卻沒有太多好說的。他所知的一切都已在著作與文章中表達清楚了，更糟糕的，我還同意他所有的看法，認同他的視角。他是我最欣賞的那類知識分子，既有強烈的熱情，又保持著冷靜與批評的態度。在印度沉浸在自我慶祝時，他列舉出“印度無法成為超級大國的十個理由”。他讚揚了這麼多印度的民主，也對它的弊端憂心忡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