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熱的紅場
我在一個炎熱的傍晚來到莫斯科。“一百三十年以來最熱的夏天。”當地的一份報紙宣稱。俄羅斯的氣溫預測是在1880年建立的，那還是沙皇亞曆山大二世的時期，一年後，他遇刺身亡，這也是一段更激進、更暴力的曆史的開端，它高潮的一幕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中到來。在其後的記錄中，莫斯科的最高氣溫是36.8度，發生在1920年的8月7日，那時成立不久的革命政權正陷入一場勝負未定的內戰中，列寧是備受愛戴的領袖，他誓言要建立一個全新的國家，不知天氣是否加劇了他性格中原本的狂躁。而現在，已經整整一周，氣溫徘徊在40度上下。
除去熱氣，空氣裏還是一片迷蒙，像一層紗籠罩在城市上空。淡淡的煙味鑽進鼻腔，城市的某些地方燒著了。的確有些東西燒著了，每年夏天，俄羅斯的一些泥炭沼地就會自燃起來，點燃草地和樹林。今年持續的高溫增加了它的嚴重程度，這似乎也是在以另一種方式向世人提醒俄羅斯的規模，僅僅莫斯科近郊的自燃地麵積就與葡萄牙的國土麵積差不多。我想起在前來莫斯科的飛機上讀到一份中文報紙的標題，南方的水災已造成三百二十三人死亡。中國與俄國，分別依靠人口數量與空間規模來定義自己的國家，它們得益於此，也為此付出悲慘代價。
“真可惜，你來得不是時候。”年輕的導遊不無遺憾地說。我們已在莫斯科市中心步行了一個下午，襯衫的後背已經濕透，鑽進一家咖啡館，發現汽水不夠冰，而空調製造的是噪音而不是冷氣。草地枯黃一片，白樺樹已像秋天一樣掉下黃葉。多年以來，莫斯科以寒冷著名，人們不知道如何與高溫共處，從未裝過空調。為了躲避炎熱，很多人跳入河中。過去兩個月，超過兩千人因此淹死，不是因為不會遊泳，而是因為他們喝了太多的酒。再沒有比這更符合人們對俄國人的期待了。冬天，他們為了抵禦寒冷酗酒，凍死街頭。現在，因為炎熱，他們仍舊酗酒，溺斃河中。
我們身在紅場，炎熱、煙霧足以驅散任何遊興。到處是無精打采的遊客，鬆鬆垮垮的T恤衫、短褲、吊帶裙、涼鞋、礦泉水的塑料瓶，它們讓紅場淩亂不堪。或許遊客也和我一樣，被紅場的真實規模所震驚——它比想象的小得多，尤其是當你看過北京的天安門廣場之後。
紅場南北長不到七百米，東西寬一百三十米，不平整的石磚地適宜散步，而不是坦克履帶。真想象不出這裏檢閱的軍隊可以擊敗納粹德國，與美國分庭抗禮四十年。
紅場四周的建築，沒有增添它欠缺的威嚴，反而令它更為滑稽。克裏姆林宮是個小小的城堡，紅色圍牆，黃色的房子，綠色的瞭望塔尖上有一顆巨大的五角星。它足以應付15世紀莫斯科大公國的統治需求，而對於20世紀的蘇聯帝國卻顯得過分局促。瓦西裏大教堂是俄羅斯的象征，那些簇擁在一起的穹頂，既像是洋蔥頭，又像是堆積在一起的卷筒冰淇淋，綠色、藍色、黃色代表著不同的口味。北麵的國家曆史博物館、老杜馬大廈，通體刷成了紅色，它不夠高大卻又相當的尖利。它們像是即興搭建的積木房，色彩、線條、規模上顯著不和諧，帶著一個建造自己小王國的兒童稚氣。方盒子一樣的列寧墓和沙皇時代的圓形宣諭台，像是兩個多餘的積木塊，隨意地散落在廣場上。
被炎熱與遊客包圍的紅場，既不莊嚴，又不遼闊。
倘若你記得一些偶然的曆史事件，這種稚氣感會更加強烈。1987年，一位十九歲的聯邦德國青年，駕駛一架小型飛機從芬蘭出發，最終著陸在紅場的一塊斜坡上，它因為緊鄰瓦西裏大教堂而被稱作瓦西裏斜坡。這是冷戰的最後時期，盡管戈爾巴喬夫被迫改革暗示了蘇聯的衰落，但誰也沒想到帝國竟會衰落得這麼快，不僅填不滿商店的貨架，甚至讓來自資本主義的飛機輕鬆地停到了克裏姆林宮門口。一連串高級官員為此丟掉了職位，令人生畏的帝國沒穿衣服。
“孩子氣的帝國主義。”我記得偉大的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曾寫過這樣一篇散文，他描述的是19世紀末的聖彼得堡。在沙皇帝國的威嚴外表下，是說不出的脆弱與幼稚，它禁不起任何嚴肅的挑戰。隻用五天，二月革命就推翻了沙皇的統治；隻用一夜，布爾什維克就奪取了政權；隻用三天，蘇聯就意外地轟然解體。
當然，這稚氣背後總蘊涵著人類最殘酷的一麵，那小小的紅色城堡中充斥著陰謀、殺戮、謊言與恐懼。它們以希望與理想的名義，散發到世界的很多角落，讓幾代人癡迷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