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民主”既缺失足夠的討論，又被過度詮釋。它似乎與每個中國人的現實生活無關，與那些上訴無門的被拆遷戶、上訪者、戰戰兢兢的私營企業主、自我閹割的知識分子無關，它隻是一個抽象概念。因為足夠抽象，它可以被忽略，或任意扭曲。
但這一次可能不同。自從突尼斯的抗議發生以來，它就在中國社會激起了奇妙的反應，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意識到，他們的現實生活與此相關。我則好奇，中國似乎能抵擋每一次外來的浪潮，這次會有不同嗎？
但台灣人生活的是另一個世界。一場小雨過後的台北，空氣清新、微覺寒冷，樹葉仍綠，瀝青馬路上的黃色分隔線更為醒目，出租車與摩托車呼嘯而過。距離蔣經國的“解嚴”已將近四分之一世紀，不管有多少表麵的政治醜聞，民主體製已經得到確認，它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成功者。而且，隻要你在這裏稍作停留，就會發現這個社會業已成熟，它受政治權力影響甚微。
這個年輕人穿著深藍色的長外套，眉毛稀疏，還有四個月就27歲。他熱情、敏銳，有著與年齡不相稱的成熟，盡管有時話太多了。他在一家台灣基金會工作，對中國的民主進程有著異常的興趣。這多少出人意料。
對他這一代人來說，民主像是空氣、陽光與水，自從出生起，就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被迫的沉默、軍警的審查、猛烈噴發的狂熱，他們都沒體驗過。政治或許仍舊重要，但它不是自由與壓迫、民主與獨裁之間的較量，而是身份的尋求與確認：你是“藍”是“綠”，是“統”還是“獨”？在過去的幾年裏，甚至這也不再那麼重要了，他們都是“台灣人”。距離“解嚴”四分之一世紀了，獲勝的不僅是民主體製，也是台灣的主體意識。
勝利也帶來了空虛。年輕一代既不需要對內爭取自由、民主，也沒興趣對外爭取拓展國際空間。這兩股曾推動台灣迅速崛起的力量，如今都消退了。填補這種空缺的是一種自我沉溺。整個台灣社會都在向內看。它可能不可避免，或許也值得慶賀，每個人、每個團體都要經曆這自我尋找的過程。同時，它也令人憂慮，倘若你放棄了對更廣闊外部世界的興趣，這種自我尋找經常流於狹隘與單薄。
突尼斯與埃及的革命很難激起這裏年輕人的興趣。它們離台灣太遠了，沒有什麼關係，也沒有經貿往來，在政治製度與文化形態上相去更遠。他們很難也不需要體驗民主分娩時的陣痛與狂喜。一位著名藝人的吸毒，比開羅解放廣場上的勝利更重要。
但這個青年不同。“它確認了我對民主的理解，它真是有普遍價值的。”他情緒激動地說。埃及的經驗彌補了他所錯過的台灣民主曆程，更重要的是，它還確認了他對中國未來的看法——民主終究是一種潮流與趨勢。我多少理解他的感受。幾年來，中國的某些論述充斥在世界媒體，當然也影響到台灣，似乎中國真的不需要民主。
他年輕，有很多夢想。他把對中國的民主變革，視作自己努力的方向。這既不尋常，也很正常。在一個民主、開放的社會中，每個人都要尋找自己的價值與意義。他恰好把自己的價值與意義，建立在這個雄心勃勃也多少顯得遙不可及的目標上。這也像是對現實生活的一種逆反。台灣社會不能為他提供足夠的刺激，他就索性去尋找一個更大的目標。誰知道，他這信念能堅持多久，會不會中途改變。但此刻，開羅的勝利情緒，飄蕩到台北，鼓舞他去改變北京的願望與信心。
中國未來會怎麼樣？現在，輪到他問我了。這個問題，我在不同的場合已碰到好幾次。
應該很難。中國的情況要更複雜：國家機器更強大，社會控製更嚴密，我們的體製也更富彈性，中國民眾的忍受力也超越人們的想象。我總是這樣回答，這多少令我的朋友掃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