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非洲關係的議題，在過去幾年中變得越來越熾熱。我們不停地聽說中國工人在非洲的油田或是礦山遇襲，中國的建築隊正在那裏修建公路、電廠、政府大樓、體育館……
在公眾輿論上，它激發起兩種截然對立的觀點。在西方媒體上，中國正成為“新的殖民者”，它延續了當年的歐洲殖民者的貪婪特性——掠奪這塊富饒的黑色大陸的資源，中國的經濟機器正在轟然運行，它的胃口足以消化掉整個世界。而且，中國的欲望似乎沒有任何原則可以規範，隻要能有穩定的石油、礦石供應，它不在乎什麼“人權”、“民主”議題。
而在中國的媒體上，此刻的中國與非洲的甜蜜關係，讓人想起毛澤東時代的傳統友誼。周恩來在1972年曾感激地說“是第三世界的階級兄弟們將我們抬進了聯合國”，這其中相當一部分來自非洲。對於比我年長的一代人來說，坦桑尼亞、阿爾巴尼亞卻是他們最先熟悉的國家之一。冷戰年代，中國依靠對外援助來擺脫孤立。在國內被饑荒、貧困、混亂困擾時，我們慷慨地修建坦讚鐵路，將援助運往亞非拉國家。我們厭惡地稱美國是“金元外交”，而我們則是“無償援助”。
鄧小平時代開始以後，這種情緒開始消退。冷戰陰雲正在散去，人們發現世界和他們想象的大不一樣。昔日的敵人變成了他們最渴望去的目的地。而過去的盟友，倒變得像是遠方的窮親戚。非洲從國家和人們的視野中開始退隱。
如今非洲以意外而迅速的方式再次浮現。它又成了中國領導人的造訪之地，人們開始談論它蘊涵的商機，非洲的元首部長們聚集在北京，探討中國與非洲共同發展的可能性。但是，它仍顯得陌生而神秘。盡管有過盟友的關係，但非洲從未給中國留下某種更深刻的感受。那些頻繁的政變、戰亂、饑荒、疾病、殺戮，顯得過分遙遠。在某種意義上，我們也很難理解托尼·布萊爾式的措辭——非洲是“世界良心上的一道傷疤”。除去政治語言的煽情，它的確也暗示了歐洲與非洲千絲萬縷的關聯。是奴隸貿易開始了近代非洲的悲劇，殖民統治開啟了現代非洲，也埋下了種種不幸的禍根，非洲也塑造了西方對自身的認識。
我們對非洲沒有那種深層的心理糾纏。過去我們以階級立場來理解非洲，如今則增加了利益的維度。至於這塊大陸曆史、文化、心理的複雜性，我們則沒有了解的興趣。在內心深處，我們保留著明顯的輕視。過去的一個世紀，中國人受盡了“種族”帶來的壓力，“黃色”讓我們遭遇過歧視，但在另一方麵，我們又是個強烈的“種族主義者”。即使在中非關係的黃金年代1960年代，一位在北京學習的非洲留學生發現，中國人似乎根本不把他當作一個正常意義上的人。這既與那個封閉年代有關，更重要的是中國的超級熔爐能力，它在漫長時間裏表現出的驚人連續性和一致性，它對各種獨特性都有一種本能的不信任。
我們到來時，這條三十二公裏的道路已接近完工。工程指揮部坐落在Tarakea Guesthouse——鎮上最好的旅館。
旅館是獨立院子中的三排水泥牆平房，它們彼此垂直，正好呈現“工”字型。院子中的水泥路麵早已坑坑窪窪，像是大型的貨車反複壓過的結果。那排外牆被刷成白色的平房，被切成一個個小小格間。門外的走廊上，拉上一條細繩，上麵晾著兩條藍色褲子、一件白T恤、三隻灰襪子。
我被分到了其中的一間，不足十平方米。一個衛生間、一張單人床、一張桌子、一把椅子，就再沒有多餘的空間了。小小的窗戶被厚厚的紙貼上，幾乎透不進光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