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親卻對這個家深惡痛絕。嘔吐時常侵襲，如同感冒。她找不到黃永年了，他好像從這個世界消失了。她到過黃永年的家，他的父母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傷悲皮膚一樣跟隨著他們。黃永年的父親，一個精明的糧店老板，他斷言黃永年的消失與他腦子裏不切實際的想法有關，他說：“沒有人知道他腦子裏在想什麼。他的想法天真而不可靠，他是我們家族的叛徒，變節者，我們家族裏從來都是正兒八經的老實人，隻知道如何掙錢養活自己的家。再者說，那些國家呀，民族呀，戰爭呀，占領呀，淪陷呀，和你有什麼關係？”
我母親張如清又感到了胃裏的翻滾，眼前的糧店老板，根本無法和年輕氣盛的黃永年聯係在一起，維係他們之間關係的也許隻是幻覺。
糧店老板說，黃永年是從張家婚禮之後第二天的夜晚失蹤的。“失蹤？他玩得什麼鬼花樣。我恨這個社會，可是我不會拋棄它，也不會被拋棄，這才是一個真正的男人要做的事情，他要學會立足，學會忍耐，學會生存。幻想，能有什麼好果子吃？”按照他的說法。婚禮後的第三天早晨，家裏人發現黃永年不辭而別了，沒有留下任何的線索，信件，字條，“什麼也沒有。他到底要幹什麼？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折磨我們，還要折磨我們多久？”糧店老板憤恨地說。黃永年不打招呼就離家出走，在給父母留下悲傷的同時，也給他們留下了怨氣、不解、疑惑和憤怒。
“也許他隻是去了某個地方，來不及向你們說明原因，過幾天他會回來的，會的。”說完這句安慰和冠冕堂皇的話，我母親張如清奔出了糧店，跑到糧店外麵的大街上，嘔吐不止。
婚禮，成了黃永年失蹤前最後的一個疑點。在嘔吐不時陪伴之下的張如清，我的虛弱不堪的母親，她試圖努力地去回憶婚禮前後有關黃永年的一切。可是嘔吐讓她的記憶出現了阻隔，出現了斷裂，她隻能記起自己在那個特殊日子裏難受的樣子，以及嘔吐時難聞的氣味。她隱約感覺到了一雙眼睛的存在，那雙眼睛就是她的二哥張武厲。是的，發出邀請的正是A城駐防三營營長張武厲。
“我不知道他是什麼時候離開的，也不知道他喝了多少酒，或者沒有喝酒。我沒有去注意他。他隻是婚禮上一個普通的來賓。那天來了太多的人，大廳裏很亂，我要維持好秩序，要有那麼多的人需要我去注意。即使如此，不還是沒有做到善始善終嗎？”張武厲這樣回答自己妹妹的提問，他顯得十分無辜，“總之，這是一次失敗的婚禮。隻有失意者。”
“你看到他是什麼時候離開的嗎？”
“沒有。”
二哥的話令母親將信將疑。
張武厲接著說：“你不要心存幻想，我對那個年輕人沒有什麼好印象，他脆弱，衝動，天真得像個孩子。”
母親從二哥毫無表情的臉上看不出任何的端倪，無助、虛脫，緊緊地抓著她的心，她能做的隻有一點——等待，等待黃永年的突然現身。南門大街是她等待的一個地點。那是三天之後的上午，陰天，樹影顯得很鬼祟。張如清不停地看表，不停地看著東邊的路口，這是一條自東向西的大街，寬約15米。A城主要的商埠都集中在大街兩旁，和陽光投射的方向一致，大街會向西延伸，能夠來到A城市府門前。以前那是一處前清從三品協領的府宅，如今，張家大少爺A城副市長張武通每天都會從那裏進出。快來呀！快來呀！母親焦急地在內心說道。南門大街，車水馬龍，沒有絲毫異樣。漸漸地，母親開始懷疑自己的記憶，懷疑記憶中黃永年所說的遊行是不是在這一天，這一刻。她盼著遊行能夠照常進行，那是她唯一能夠盼到黃永年的方式。可是，等待有時候是難熬和痛苦的，尤其是沒有任何結果。南門大街，如同無數個上午，一切照舊。遊行並沒有如期而至，一直到中午，焦急的母親沒有等來遊行，沒有等來黃永年，卻看到了自己的二哥張武厲，他坐在一輛軍用敞篷吉普車上，後麵是一排荷槍實彈的士兵，他們列隊而來，驚擾了南門大街正常的秩序，百姓紛紛躲避。張武厲的汽車來到母親身邊，發出刺耳的聲音停了下來，他問道：“你在這裏幹嗎？”
張如清回答：“買報紙。你呢？”
“路過。”張武厲說。
兩個似是而非的答案。
3.聲音
聲音。記憶中的母親，側耳細聽。
視線投向西方，越過太行，越過河流與大漠，越過寬闊的版圖，遙遠的歐洲大陸那一年正承受著同樣的災難。一個留著小胡子的叫希特勒的男人，把整個歐洲大陸當成了自己的後花園，隨意地采摘著，北歐國家挪威和丹麥成了兩個涼爽而輕鬆的果實。整個世界都聽到了這個男人咀嚼果實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