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告訴你一個事實。”蕭烈說，“其實，中國共產黨值得吹噓的不是發展了幾天經濟，而是它讓中國人找到了成為強者的自信。”
蕭烈說：“無論是日本人，還是西方人，他們隻尊重強者。強者包含三重意思：第一，你必須有實力；第二，你必須證明你有實力；第三，你必須讓別人明白，你有勇氣和決心在必要時使用你的實力。三者缺一不可。所以，在西方的價值體係中，中華民族的重生不是從今天開始，而是從半個多世紀前的朝鮮戰爭開始。朝鮮戰爭使中國從一百年麵對世界列強不自信的精神狀態中擺脫出來，第一次贏得與列強平起平坐的話語權。如果沒有朝鮮戰爭，中國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資格就得不到證明，中國仍會被廣泛認為是由愚民所組成的三流國家。因為日本根本上是被美國和蘇聯擊敗的，中國共產黨1949年的勝利隻是以國民黨軍隊為坐標，這在美國人那裏不算數。任何民族走向複興，首先是精神的複興，朝鮮戰爭為中華民族的複興提供了最有力的精神支持。朝鮮戰爭改變了中國的位置，也改變了中國人在西方人眼裏的固有形象。在他們眼裏，中國人不再是溫順、可愛、可奴役的羊，而變成了可與他們一爭長短、危險的狼。一百多年來，隻有中國共產黨做到了這一點。今天發展經濟，隻是這種精神的延續。”
柳如嫣歪頭想了想，說：“我承認當初共產黨比國民黨得人心，所以共產黨得到天下，國民黨敗退台灣。但今天這個依靠禁錮思想維持專製統治的共產黨政權，恐怕不是當初選擇它的人們願意看到的。”
蕭烈笑：“你所說的‘禁錮思想’，我們稱為‘統一思想’，但我們要統一的是黨內的思想，不是人民的思想。任何一個政治家都知道，如果我們不鼓勵人民去自由地思想及提出新意見，我們社會雖然可能顯得平靜，但事實上將完全停頓。而一個政黨如果不能統一思想，距離散夥就不遠了。從邏輯上說，你在故意混淆概念。”
柳如嫣毫不在意地一笑，辯論本來就是一個不斷設置概念陷阱的過程，被識破了也沒什麼難為情的。
蕭烈繼續說：“至於你所說的‘專製統治’。曾經有人這樣比喻，他把中國和美國比作兩條船，各有三十個座位，美國這條船上隻有二十五位乘客，而中國這條船上卻有一百二十位乘客。有一百二十位乘客的船，是該優先關切乘客的安全，還是乘客的自由和民主呢？如果其中有一幫家夥打著民主和自由的旗號，一會兒要這樣，一會兒不要那樣，時不時向船長發難，使超載的這條船不僅航行困難，而且有傾覆的危險。這時候，如果你是大多數安分守己乘客中的一員，如果船長為維護多數乘客的生存權，果斷將幾個為首分子扔下海去，你會不會暗自慶幸呢？”
柳如嫣大笑：“比喻得好！很有說服力！不過，現在這條船上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乘客不安分守己了。你應該知道美國中央情報局《十條誡令》吧？”
蕭烈當然知道，《十條誡令》是美國中央情報局針對中國秘密情報活動製定的一項長期指導方針，其用於顛覆中國的方法十分陰損。
《十條誡令》中稱：第一，盡量用物質來引誘和敗壞中國的青年，鼓勵他們藐視、鄙視、進一步公開反對他們原來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別是共產主義教育。替他們製造對色情奔放的興趣和機會，進而鼓勵他們進行性的濫交。讓他們不以膚淺、虛榮為羞恥。要毀掉他們的刻苦耐勞精神。第二，盡一切可能做好傳播工作，包括電影、書籍、電視、無線電波和新式的宗教傳播。隻要中國人向往美國人的衣、食、住、行、娛樂和教育的方式，就成功了一半。第三，一定要把中國青年的注意力，從以政府為中心的傳統引開來。讓他們的頭腦集中於：體育表演、色情書籍、享樂、遊戲、犯罪性的電影以及宗教迷信。第四，時常製造一些事讓中國人民公開討論。這樣就在他們的潛意識中種下了分裂的種子。特別要在中國的少數民族裏找好機會，分裂他們的地區，分裂他們的民族，分裂他們的感情，在他們之間製造新仇舊恨。第五，要不斷製造消息，醜化他們的領導。西方的記者應該找機會采訪他們，然後組織他們自己的言辭來攻擊他們自己。第六，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宣揚民主。一有機會，不管是大型小型，有形無形，都要抓緊發動民主運動。無論在什麼場合，什麼情況下，西方人都要不斷對他們（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權。隻要西方每一個人都不斷地說同樣的話，他們的人民就一定會相信西方人說的是真理。抓住一個人是一個人，占住一個地盤是一個地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