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起來說，1965年以前保守黨的選擇領袖的製度和方法有兩個原則：非正式選舉和隻在黨執政時適用。有些人對保守黨的這種非正式的、秘密的、不民主的方法感到不理解。要想解釋保守黨如何走到這一步，我們必須考慮到當時的政治環境。首先，我們應注意到這種方法不是在某一特定時間被有意識地采用的，而是在19世紀的政黨政治中自然形成的。我們知道，保守黨先是一個議會內的政黨，然後才向議會外發展，這一點同工黨正好相反。在議會外的黨組織出現並被認為有意義之前，保守黨的各種黨內實踐活動已待續了很長時間。這種由黨內少數元老協商的非正式的方式適合當時黨的領導體製。19世紀的保守黨是一個貴族黨，其領導體製是自上而下運作的，最高層的大權在握者幾乎不關心黨內生活的民主性和公開性。
其次，19世紀英國憲政的實踐和議會製度的發展使首相和領袖合二為一成為一種必然趨勢。兩大黨的競爭意味著一黨多數政府是理所當然的事；內閣政府的實踐要求首相必須在執政黨中擁有領導地位。如果不是兩黨製，而是多黨製或聯合政府，情況就大不一樣了，首相和黨領袖之間就沒有必然的聯係。
第三，19世紀時英國君主還擁有很大的權力，從形式上講，首相是由君王選擇的，而不是在別人經深思熟慮選擇以後強加給君王的。君王可以征求其他人的建議，比如已退休的首相或其他元老，但最後的選擇權保留在君王手中。由此可以推出下麵作法的原因：（1）當某人被選作首相之後，緊接著就變成了黨的領袖；（2）如果當保守黨在台下時，黨的領袖退休或去世，隻需選出黨在議會各院的領袖；（3）直到黨再重新上台執掌政權時，全黨領袖的職位才需要被填補上。由於保守黨執政時間多於在野時間，所以更換領袖總是同更換首相相伴隨的。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保守黨會走到采用這樣一種十分特別的選擇領袖的方法這一步的原因。這種方法在當時的條件下可以說有一定的優越性。首先，可以做到慎重從事。因為各種觀點可以通過麵對麵的商討和小規模的會議被安靜地彙集到一起，公眾和輿論不能介入，因選擇領袖而引起的分裂性活動可以避免。正是由於這一點，有人稱保守黨政治是一種隱私。更為重要的是，這種製度具有很大的靈活性，因為關於如何進行協商，並沒有固定的規則，因此協商過程可以適應各種特殊的情況。由於沒有必要引進費時間的公共參與和議會活動過程，協商過程甚至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實際上，這—過程所涉及的圈子越小，它所需要的時間也就越短，有時甚至幾小時內就可以完成。此外，這種製度還是很有效的，因為參與協商過程的人都是對候選人和領袖這一職位的需求最為了解的人，他們深知領袖這一職位的重要性，也知道擔任這一職務要具備哪些條件，因此他們總是能擇優錄取。
總之，保守黨選擇領袖的這種秘密的、封閉的、非正式的方法有一定的優越性。而且這些優越性和這一製度的封閉程度有著密切的聯係，這一過程越封閉，參與協商的圈子越小，這一製度就越靈活、越有效。但是，與此同時，這一製度也有很大的弊端，協商過程越封閉，距離黨內民主就越遠，民主的機製就得不到運用。所以，這種製度和方法的正負效應是同時發生的。正是它的負效應引起了1963年的領袖危機和1965年領袖選擇製度的改革。
舊的選擇領袖的方法早在1923和1957年就已暴露出了它的弊端。但是最為嚴重的是在1963年，以至於黨再也不能忍受舊有的製度了。1963年夏，保守黨政府陷入困境，人們都推測首相麥克米倫有可能辭職。9月份麥克米倫表示要決定辭職，並將在10月9—12日黨的年會上宣布此事。可是，很快，他又表示他打算任職到1964年大選過後，麗對內閣同僚們勸他辭職的建議不予理睬。直到10月年會臨近，形勢仍不明朗。在10月6日的內閣會議上，他感到身體不佳。當晚．病情加劇使他不得不住進醫院等待手術。10月9日，也就是年會開幕這—天，麥克米倫在手術前決定辭職。他寫了封信給霍姆勳爵，讓霍姆在會上宣讀。信的內容是通知黨開始著手選擇新領袖。
起初，在人們心目中，巴特勒、黑爾什姆勳爵和莫德林三人最有資格成為麥克米倫的繼承人，尤其是巴特勒，被認為是最有希望的候選人。他是“工業憲章”的主要設計人，丘吉爾時期的財政大臣，麥克米倫內閣的副首相。他的年齡也正合適——60歲，這意味著他既不會因太老而很快被解職，也不會久居首相寶座從而泯滅一些年輕議員的野心。黑爾什姆也有很多優勢，他很有才華，能言善辯，而且在選區黨組織中威信很高。
開始，霍姆勳爵根本無意參加角逐。實際上，早在8月份的內閣會議上，他就已把自己劃出了領袖候選人的圈外。在10月份的蓋洛普民意測驗中，他是列在名單上的8個候選人中聲望最低的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