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大家介紹的故事，由於過去的一個半世紀發生的曆史事件變得錯綜複雜起來，我把這叫做第二次經濟革命。第二次經濟革命是基於科學和技術發展的這樣一次經濟革命。在這個過程中，物理學、生物學、遺傳學各個學科的發展是造成科學技術知識發展的主要源泉。所以，所有這些學科的係統的應用，應用到基本的經濟問題，也就是經濟稀缺問題上，不僅僅使參爾薩斯的關於收益遞減律的論點站不住腳，而且新的看法是，這個世界充滿無窮的機會。然而，要獲得這種前景，達到這種潛能，我們就需要重新構建我們的經濟社會和政治製度以及組織，以期得到更多的收益，通過科學技術的發展來實現這一點。所以現在技術需要我們在職業領域和地區領域實現一種前所未有的分工，以實現前所未有的交換幅度和規模，並發展下去，為了實現規模遞增的收益，我們需要在交易方麵進行巨大的投資，在美國，從1900年到1970年間，勞動力從2900萬人增加到8000萬人。同期，產業工人從1000萬人上升到2000萬人，白領工人從500萬增加到3800萬人。關於交換部門其中交易成本通過市場可能被測量，在美國1970年交易部門構成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的45％。由於協調和實施執行的成本越來越高，目前美國的交易部門一直在生長和擴張。為了實現這樣一個專業化世界，使它取得各種收益，我們就需要控製漫長的生產鏈條中的質量問題，解決各種問題，而且造成了另一現象，就是委托――代理關係，它的成本是非常高昂的。人們采取了各種辦法來降低交易成本，也就是應用各種技術來降低交易成本，比如說用資本代替勞動力，或者說降低工人在生產過程中的人身自由，或者通過自動地衡量各種物品的質量。這裏有一個根本性問題，就是如何衡量投入和產出，如果解決了這個問題，人們就能夠判明各種生產要素在各個生產階段的作用。在投入方麵，人們對如何衡量單個投入的貢獻沒有一致意見。另外，對於各種生產要素應該支付多少報酬，人們也存在著爭議。對產出來說，不僅存在沒有標價的剩餘產出，如各種汙染物，同時還有一些更加複雜的成本。比如說如何界定需要的某種物品的質量、性能，某種服務的質量和性能。另外我們的新技術還有一個特點，各公司有規模巨大的固定資本投資，而且固定資本投資的整個周期是非常長的。所以，基於這種情況，整個的交換過程經曆一個非常漫長的時期，這中間出現了各種捉摸不定的因素，價格方麵，成本方麵，以及各種機會行為的可能性方麵。
同這個技術相伴而來的出現了一係列的組織方麵的問題。第一點，現在有必要花更多的人力、物力、財力來衡量產出的質量，以及各種代理人的工作績效。為了詳細地衡量這些產品和服務的質量、性能以及各種代理人的績效，人們就產生各種的分選、定級、商標、保險期、保修期、執照產品許可證以及很多方麵的技術。盡管有所有這些技術，以各種器件、部件來衡量，但是我們真正衡量諸如汽車修理的質量和醫療服務的質量還是很難做到，在一個從上到下的等級機構中，具體地衡量人們的績效是更加困難的，因為它涉及人們如何克服困難取得低的衡量成本。
第二點，盡管把人們組成小組來進行生產，使我們有可能實現規模效益。但是我們這樣做時，所付出的代價是造成工人的異化和對工作生產不負責任。所以工廠裏搞起了紀律方麵的管理，這種管理正是針對工人在組織起來進行生產時不負責任的行為所作出的反應。從雇主的角度說，所有這些紀律，包括各種製度、規章、刺激因素和獎懲條例都是為了獲得高效率的績效。但是從工人的角度來看，所有這些做法，這些新發明，都是非人的，不人道的支付，是對他們進行剝削。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似乎沒有能夠達成一致意見的如何衡量產出的標誌。
第三點，潛在的通過機會能產生收益的行為導致人們采取一些戰略性的行為，比如說，涉及到勞資糾紛問題。各公司之間訂立合同問題都產生了影響。不管在什麼地方，在要素和產品市場也好，都可以通過修改合同，通過對一些小的地方不提供服務，來給公司帶來潛在的收益。
第四點，大規模的等級結構的發展產生了一些人們所熟悉的官僚主義的問題。大公司內為了應付個人不負責和所有委托人代理人關係問題的繁雜的規章製度，造成了公司內部管理的僵硬、低效率，影響了生活應變的可能性。最後一點，還有一些外部因素和未標價的成本，它們反映在環境危機當中。今天的社會是分工非常細、專業化程度很高的社會。這種社會是相互依存的世界，它造成了對第三方成本的提高。要利用這些必需的技術重新構造我們的組織比重新構建我們的經濟組織帶有更加根本性的意義，整個的社會結構都應該得到改變。這種技術和隨之而來的規模經濟告訴我們，必須實行專業化、精細的社會分工，轉移到非人格化的交換和實行都市化。它們都反映我們必須把過去的不好的東西連根拔掉，包括一些非正式的抑製因素，這些抑製因素是建立在家庭的基礎上，圍繞著人和人的關係來反複進行的人與人的交換而形成的。實際上，一些家庭的根本性的功能比如說教育，比如說就業保險，或者被連根拔掉，或者受到了非常嚴重的限製。馬克思主義認為剛才提到的問題都是資本主義產生的後果，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實際上對任何試圖采用第二次經濟革命的技術的社會來說，這些問題都是無處不在的。但馬克思主義的以下觀點是正確的，正像我剛才試圖指出的那樣，從新的技術和組織之間產生的緊張狀態的確是帶根本性的困境。目前，在西方世界，所有這些緊張狀態，這些矛盾，僅僅是部分地得到了解決。西方各國的經濟中因此而產生的問題有各種各樣的症狀，例如，政府越來越龐大，用於進行交易的資源、資金越來越多，家庭破裂，而且在很多政治經濟等級結構中刺激因素存在著不對稱不兼容的問題。但不管怎麼說，西方世界製度的相對靈活性，不管政治方麵也好經濟方麵也好，一直是緩解這些問題的有力因素。盡管在西方世界適應性效率還沒達到十全十美的程度，但它的確是給製度的變遷帶來了一些有利的環境。根本性的製度框架鼓勵了政治經濟組織的發展，這些組織使世界上一些不安全不和穩定的問題得到了緩解，而且產生了演化出了一批靈活的經濟組織，這些組織降低了交易成本。這一切特性解決了我們的官僚機構出現的刺激因素存在的不協調、不兼容問題、而且鼓勵了有創造性的人們發揮作用。不是十全十美，但是它們的確解決了一些外部因素，這些外部因素不僅在環境方麵而且在都市中的社會方麵也同樣如此。第二次經濟革命並沒有完全解決製度變遷的所有問題，並沒有十全十美地導致交易成本的降低，同樣它在科學技術方麵也存在著若幹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