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峰會把G20推向了全社會，使之成為一門“顯學”。不過，在杭州峰會的“熱鬧”過後，作為致力於全球治理研究的智庫，我們感到有必要展示其中的“門道”。因此，我們組建了包括人大重陽外籍學者在內的“混編”課題組，準備做一次係統的梳理總結，形成一份詳實的研究報告，以此向廣大讀者係統地展現中國G20的成果，向下一屆G20主席國德國提出建議，並對G20的長期發展進行展望。
然而，盡管人大重陽已經在G20研究上積累了豐富經驗，在研究與撰寫過程中，我們依舊遇到了遠超預期的困難。
最根本的“困難”，恰恰就來自於杭州峰會本身—它的成果太過豐碩，給我們的研究工作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
我們原以為，一個月內就能拿出一份八千字左右的成果總結報告—這個時間表參考的是我們過去幾年解讀G20峰會的經驗。然而，我們隨後發現自己犯了一個巨大的錯誤：由於杭州峰會以及整個G20中國主席年的成果遠遠超出以往任何一屆，光是第一步收集和翻閱文件就費了很多時日，工作量大大增加，過去的“經驗”不管用了。成果不僅數量巨大，而且內容繁雜、領域眾多。因此，我們不時感到心有餘而力不足。此外，與往屆不同的是，杭州峰會的成果不僅僅是若幹文件，還是一整套體係，是完整的發展理念。我們的G20研究者雖然研究領域跨度大、綜合能力強，但也不可能麵麵俱到，遇到拿不準的問題也難免“卡殼”，為了報告的高質量，不得不多方請教。最後，由於在G20中國主席年中，不同成果之間的相互聯係極為緊密，一處成果往往要在若幹個不同領域加以佐證；而文件本身也因為數量過於龐大，有的上網發布沒那麼及時，因此給研究造成困擾。結果，進度一拖再拖，字數不斷增加，最終十倍於預期，形成了目前這本書。整個過程本身，就側麵印證了G20中國主席年成果之豐碩—當然，我們的G20研究者也是相當辛苦的。
其次，困難還來自於本書與其他工作相交叉。人大重陽的規模並不大，全職人員隻有30餘名，而同時在手的研究課題常常有數個，“超負荷”本就是常態。例如，G20課題組同時還著手進行“一帶一路”、金磚國家機製等全球治理問題的研究。而G20研究恰恰又需要大量時間和精力的投入，研究的辛苦程度可想而知。
第三是大量的協調工作。這份報告是由一個跨國團隊完成的：團隊由人大重陽國際研究部牽頭，院內數位主要部門負責人也參與其中，並由一位在中國智庫任訪問學者的外籍研究員擔綱主要執筆人。國際團隊的搭建和跨文化的溝通本身就是一門學問，期間也少不了學術討論乃至爭論，但最終的目的都是為了報告的圓滿。從這個角度來看，這個課題組也為中國智庫的深度國際化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杭州峰會把G20推向了全社會，使之成為一門“顯學”。不過，在杭州峰會的“熱鬧”過後，作為致力於全球治理研究的智庫，我們感到有必要展示其中的“門道”。因此，我們組建了包括人大重陽外籍學者在內的“混編”課題組，準備做一次係統的梳理總結，形成一份詳實的研究報告，以此向廣大讀者係統地展現中國G20的成果，向下一屆G20主席國德國提出建議，並對G20的長期發展進行展望。
然而，盡管人大重陽已經在G20研究上積累了豐富經驗，在研究與撰寫過程中，我們依舊遇到了遠超預期的困難。
最根本的“困難”，恰恰就來自於杭州峰會本身—它的成果太過豐碩，給我們的研究工作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