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中國文官階層代代相傳的“士大夫精神”，卻是有幾分像西方的“貴族精神”的。彼們的“貴族精神”其實是文化啟蒙運動之後才較明確提出的精神概念，顯示與時俱進的意味。中國的“士大夫精神”，那時作為一種階級精神已存在兩千多年了。
韓愈之《論佛骨表》，既是古代文官“諫”的精神的體現，亦是後來所謂“士大夫精神”的佐證 ——唐憲宗為迎佛指，舉行隆重的禮佛儀式。上行下效，致使長安城內，王公士庶，爭相破財，互競信佛之誠。民間有廢業當宅，燒頂灼臂而求佛保佑施福者。
身為刑部侍郎的韓愈，於是上表反對，要求中止，表中多有不中聽的話——憲宗認為是那樣，怒甚。若非大臣們相勸，幾乎殺了韓愈——但這種“諫”的精神，說到底是“忠”的表現。
而西方之“貴族精神”，骨子裏是騎士精神的演變。它並不強調對君主的忠，隻恪守對國家命運的責任。從社會倫理層麵講，則更強調正義感。若非以“忠”論，他們倒是常以忠於友誼，忠於所愛的女子為榮；兩者內涵很不相同。
又，貴族在朝為官，自然也分文武。“下班”後，於私人關係中，則僅以誌趣相投為交往準則。
而在中國的古代，貴族之間，往往文不習武，武不戀墨。所以，西方的貴族若覺尊嚴受辱，動輒決鬥。政府雖三令五申，卻長期難禁。明知那麼做犯法，也還要偷偷地那麼做；寧肯那麼做了以後逃避國外。
韓信甘受胯下之辱的行為，在西方貴族中是絕不會發生的。
中西文化所形成的人格表現的差異，由來久矣。
從唐至宋，“士大夫精神”非但沒提升，反而在王權、皇權的高壓之下越來越淪落，每每自甘委瑣 ——孝武帝時，其寵妃亡，文臣紛作悲詞哀誄，以證明自己心裏疼著皇上的疼。
皇上甚至當朝對某大臣說：“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於是該臣“應聲號慟”，捶胸頓足，涕泗交流。又讓一個大臣哭，其哭若喪考妣，極哀之狀不讓前者。
更有文官中文名優上者，奉詔為皇上作緬妃文，以供皇上哀思時緩壓。若在春秋時期，那等詩文顯然會歸於“頌”的範疇。
姑且不論西方諸國有無那樣的皇帝；西方的曆史中斷無那等為臣的貴族，卻基本上是事實 ——在中國的古代，所謂“士大夫精神”，乃是皇帝、王室允許有才有，允許有多少才有多少，不允許有則完全不可能有的“精神”。
而在西方諸國的古代，“貴族精神”是不受王權左右，而受教皇支持並讚許的一種“精神”，是較為獨立的一種階級思想——皇帝也不敢輕意褻瀆。因為在教廷看來，皇帝也隻不過是第一等級的貴族代表人物而已，也須以貴族原則律己。
中國的當代文化知識分子，其實不必學什麼西方的“貴族精神”，也不必學古代的“士大夫精神”——階層屬性不同，無的放矢。
若能將中國古代“士”的精神在當代發展幾分，便很有理由自尊自慰了。
但中國文官階層代代相傳的“士大夫精神”，卻是有幾分像西方的“貴族精神”的。彼們的“貴族精神”其實是文化啟蒙運動之後才較明確提出的精神概念，顯示與時俱進的意味。中國的“士大夫精神”，那時作為一種階級精神已存在兩千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