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為魯迅贏得文壇聲譽的雖然是他的小說，而他日後的作品又有力地證明了他具有純熟駕馭各類文體的卓越才能，但他終生選擇的主要文學樣式卻是雜文。究其原因，無疑是雜文作為一種戰鬥的文體，更適合於魯迅的戰士本色和中國社會的迫切需求。魯迅將他作為哲人的睿智和作為詩人的激情，全部融入他的近千篇雜文當中。他既吸取了英國隨筆（Essay）形製簡短、綿裏藏針、微而顯著、小而見大的特色，又借鑒了魏晉文章“清峻，通脫，華麗，壯大”的文風，特別是繼承了魏晉文章的“骨力”，使雜文這種文體成了開展文明批評和社會批評的利器，給封閉僵滯的舊中國注入了活力和生機。由於新文化運動肩負著文學革命和思想革命的曆史重任，魯迅這一時期的雜文大多圍繞這一時代主題展開，尤其是他對封建禮教和家族製度的批判，更為深刻犀利，具有內在係統性。
“五四”時期中國現實社會中民主主義與封建主義的鬥爭，反映在文學領域就形成了提倡白話文的激進派與維護文言文的守舊派的鬥爭。在這場論爭中，魯迅“所對付的不過一小部分”，也就是說，魯迅並沒有跟舊文學營壘的所有代表人物都展開正麵交鋒，而隻是集中火力對付那些“學了外國本領，保存中國舊習”的人物，如“學衡派”“甲寅派”諸公。
“學衡派”以留美學生為骨幹，以“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為旗幟。與“孔教派”“國粹派”的不同之處是，“學衡派”的學者主張引進西方的自然科學和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但在維護文言文的正宗地位、維護舊文化中恒定的精神價值等方麵，“學衡派”則是文化保守主義的穩定的同盟軍，同樣是阻擋“五四”新文化潮流的頑石。“甲寅派”代表人物章士釗也是“學貫中西”的人物，辛亥革命前主持《蘇報》，倡言革命，頗為人們稱道，但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他卻變為皖係軍閥的高級幕僚，並利用他擔任教育總長兼司法總長的大權，鎮壓愛國運動，明令尊孔讀經，其危害更甚於“學衡派”。
在跟“學衡派”“甲寅派”的論爭過程中，魯迅沒有跟對手在一些理論問題上扭打，在一些名詞概念上兜圈，而是主要憑借自己諳熟中國傳統文化的優勢，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戰法，戳穿這批自炫淵博的舊文學的衛道者“文且未亨，理將安托”。如他在《估〈學衡〉》一文中，隻不過從該刊中隨手拾來若幹未通的字句，就“衡”出了他們的銖兩，讓這些跟國粹謬托知己的人窘態畢現。在《答KS君》《再來一次》等文中，魯迅以實例證明章士釗亂用成語，錯解典故，文字龐雜，陋弱可哂，使他企圖從邏輯學、語言學、文化史的角度證明文言文優越的圖謀徹底破產。由於“學衡派”的人物尊杜威、羅素而貶馬克思，章士釗當時更是段祺瑞執政府中的核心人物，這就使得魯迅跟他們論爭的意義超出了文學領域而帶有思想批判和政治鬥爭的性質。
最早為魯迅贏得文壇聲譽的雖然是他的小說，而他日後的作品又有力地證明了他具有純熟駕馭各類文體的卓越才能，但他終生選擇的主要文學樣式卻是雜文。究其原因，無疑是雜文作為一種戰鬥的文體，更適合於魯迅的戰士本色和中國社會的迫切需求。魯迅將他作為哲人的睿智和作為詩人的激情，全部融入他的近千篇雜文當中。他既吸取了英國隨筆（Essay）形製簡短、綿裏藏針、微而顯著、小而見大的特色，又借鑒了魏晉文章“清峻，通脫，華麗，壯大”的文風，特別是繼承了魏晉文章的“骨力”，使雜文這種文體成了開展文明批評和社會批評的利器，給封閉僵滯的舊中國注入了活力和生機。由於新文化運動肩負著文學革命和思想革命的曆史重任，魯迅這一時期的雜文大多圍繞這一時代主題展開，尤其是他對封建禮教和家族製度的批判，更為深刻犀利，具有內在係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