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經驗的討論就到此結束了。綜上所述可知,拋開直接暗示法,未必不能以其他方法取而代之。現在,我將這些事實聯係起來加以解釋。暗示療法對醫生的要求稍多些,而對患者的要求則較少。這種方法大多數的醫生都表示接受。醫生曾對神經過敏的患者說:“你隻是有些神經過敏而已,沒有什麼病,而我可以在五分鍾內簡單說幾句話,便可令你們的症狀完全消失。”不過,這裏有一個最低程度的限製的努力,並不適用任何的治療方法便可完全治好一種重疾,這未免有些違背我們力所能及的普通信仰了。假如可以把各種疾病的症候加以比較,則由經驗來看,直接暗示的療法並不能治愈精神病。不過我也了解這個論點並不是完美而無懈可擊的,例外的事件也總是有的。
依據對精神分析的經驗可以了解到,催眠的暗示與精神分析的暗示有以下幾點區別:一,催眠技術的治療必然粉飾患者心中隱秘的事件;而精神分析則暴露隱事而後予以消除。前者是偽裝,後者則是實施手術。前者並不直接暗示症狀,反而增加了壓抑作用的力量,也不能改變症候形成的一切曆程。後者則由分析引起症候的衝突之中尋求病發的原因所在;利用暗示,改變這些衝突的最後結局。催眠療法則不允許患者做任何活動,當然也不作任何改變,所以一旦出現新的誘因,更無法抵抗了。精神分析要求患者像醫生那樣去努力從而使得內心的壓抑作用可以消失,這種壓抑如能克服,則患者的心理生活便有了持久的改變,並有較高級的發展,於是對舊病複發便有了抵禦的力量。使壓抑作用產生的抗拒得以消失便是精神分析療法的主要成就;患者須有這樣的能力,醫生才可以用“教育性”的暗示實施治療以幫助患者。因此,我們說,精神分析療法可稱為“再教育性”的治療。
現在,我希望你們已經了解精神分析采用的暗示和催眠療法的暗示有所不同了;前者隻以此作為輔助治療,後者則專靠暗示。我們既然已把暗示的影響追溯至情感轉移的作用上,因此你們應更加清楚催眠治療的結果多麼不可靠,精神分析療法自然也是較為持久了。催眠術治療成功與否,全憑患者的情感轉移作用的條件而定,這些條件不受我們的影響;某個接受催眠的患者對於情感轉移的作用常常很消極,充其量也是兩極性的或者采取特殊的態度來抗拒著情感的轉移,我們毫無把握。而精神分析則是直接作用於情感轉移的作用,使之自由發展從而為治療施以援手。所以,我們盡可能利用暗示進行控製;患者便不能再隨心所欲地自由支配其暗示接受性,如果他有接受暗示的可能,我們便對這種暗示接受性進行利導。
關於經驗的討論就到此結束了。綜上所述可知,拋開直接暗示法,未必不能以其他方法取而代之。現在,我將這些事實聯係起來加以解釋。暗示療法對醫生的要求稍多些,而對患者的要求則較少。這種方法大多數的醫生都表示接受。醫生曾對神經過敏的患者說:“你隻是有些神經過敏而已,沒有什麼病,而我可以在五分鍾內簡單說幾句話,便可令你們的症狀完全消失。”不過,這裏有一個最低程度的限製的努力,並不適用任何的治療方法便可完全治好一種重疾,這未免有些違背我們力所能及的普通信仰了。假如可以把各種疾病的症候加以比較,則由經驗來看,直接暗示的療法並不能治愈精神病。不過我也了解這個論點並不是完美而無懈可擊的,例外的事件也總是有的。
依據對精神分析的經驗可以了解到,催眠的暗示與精神分析的暗示有以下幾點區別:一,催眠技術的治療必然粉飾患者心中隱秘的事件;而精神分析則暴露隱事而後予以消除。前者是偽裝,後者則是實施手術。前者並不直接暗示症狀,反而增加了壓抑作用的力量,也不能改變症候形成的一切曆程。後者則由分析引起症候的衝突之中尋求病發的原因所在;利用暗示,改變這些衝突的最後結局。催眠療法則不允許患者做任何活動,當然也不作任何改變,所以一旦出現新的誘因,更無法抵抗了。精神分析要求患者像醫生那樣去努力從而使得內心的壓抑作用可以消失,這種壓抑如能克服,則患者的心理生活便有了持久的改變,並有較高級的發展,於是對舊病複發便有了抵禦的力量。使壓抑作用產生的抗拒得以消失便是精神分析療法的主要成就;患者須有這樣的能力,醫生才可以用“教育性”的暗示實施治療以幫助患者。因此,我們說,精神分析療法可稱為“再教育性”的治療。
現在,我希望你們已經了解精神分析采用的暗示和催眠療法的暗示有所不同了;前者隻以此作為輔助治療,後者則專靠暗示。我們既然已把暗示的影響追溯至情感轉移的作用上,因此你們應更加清楚催眠治療的結果多麼不可靠,精神分析療法自然也是較為持久了。催眠術治療成功與否,全憑患者的情感轉移作用的條件而定,這些條件不受我們的影響;某個接受催眠的患者對於情感轉移的作用常常很消極,充其量也是兩極性的或者采取特殊的態度來抗拒著情感的轉移,我們毫無把握。而精神分析則是直接作用於情感轉移的作用,使之自由發展從而為治療施以援手。所以,我們盡可能利用暗示進行控製;患者便不能再隨心所欲地自由支配其暗示接受性,如果他有接受暗示的可能,我們便對這種暗示接受性進行利導。
現在,你們也許認為,不管精神分析背後的原動力是情感轉移或是暗示,它對患者的影響都使我們對所發現的客觀性及準確性產生了懷疑。“治療有利而研究有害”,這是精神分析的反對者們常說的話;盡管這些話很無理,不過我們卻不能因此而棄之不顧。假如它是有一點道理的,精神分析便成為暗示治療技術裏最為特殊的變式,因而也是最有成效的一種;那些關於患者的以往的經驗、心理的動機和潛意識等的理念便不必被重視了。的確,那些反對者都是如此想的;他們認為那些所謂的性的經驗,都由我們事先設想出來的,然後再將這些經驗的意義或其本身“注入患者的心靈之中”。要反駁這些指責,用經驗的證據要比用理論的力量更使人滿意。實施過精神分析的任何人都深知這種方法是不能給予患者任何暗示的。當然,想要使患者成為某種理論的信徒,誤信醫生,仿佛醫生的弟子一樣,做到這些並不難。但是,在這種情境下,我們采取這種方法隻是影響他的智力,而對他的病情卻不產生作用。然而,在我們要求他敘述自己內心所尋找的事情時,與他自己的內心實際存在的事情相當,他就可以解決衝突從而克服抵抗力。精神分析在進行時,將把醫生的錯誤推想逐漸地消滅,而以正確的意見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