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reference_book_ids\":[7078173533162966046]}]},\"author_speak\":\"code\":0,\"compress_status\":1,\"content\":\" 中國的賦稅，合幾千年的曆史觀之，可以分為兩大類：其一以最大多數的農民所負擔的田稅、軍賦、力役為基本，隨時代變化，而成為種種形式。自亡清以前，始終被看作是最重要的賦稅。其二自此以外的稅，最初無有，後來逐漸發生，逐漸擴張，直至最近，才成為重要部分。
租、稅、賦等字樣，在後世看起來，意義無甚區別，古代則不然。漢代的田稅，古人稱之為稅，亦即後世所謂田賦。其收取，據孟子說，有貢、助、徹三法。
夏後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五十、七十當係夏殷頃畝，較周為小，不然，孟子所說井田之製，就不可通了）。又引龍子的話，說“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即是取幾年的平均額，以定一年的稅額。樂歲不能多，凶年不能減。所以龍子詆為惡稅。
助法，據孟子說，是將一方裏之地，分為九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一方裏之地，住居八家。各受私田百畝。共耕公田。公田所入，全歸公家；私田所入，亦全歸私家，不再收稅。
徹則田不分公私，而按畝取其幾分之幾。案：貢法當是施之被征服之族的。此時征服之族與被征服之族，尚未合並為一，截然是兩個團體。征服之族，隻責令被征服之族，每年交納農作品若幹。其餘一切，概非所問（此時納稅的實係被征服之族之團體，而非其個人），所以有此奇異的製度。
至於助、徹，該是平和部族中自有的製度，在田畝自氏族分配於家族時代發生的（參看第二、第五兩章自明）。三者的稅額，孟子說：“其實皆十一也。”這亦不過以大略言之。助法，照孟子所說明明是九一，後儒說：公田之中，以二十畝為廬舍，八家各耕公田十畝，則又是十一分之一。古人言語粗略，計數更不精確，這是不足以為懷疑孟子的話而加以責難的根據。
古代的田製有兩種：一種是平正之地，可用正方形式分劃，是為井田。一種是崎嶇之地，麵積大小，要用算法扯算的，是為畦田（即圭田）。古代征服之族，居於山險之地，其地是不能行井田的，所以孟子替滕文公規劃，還說“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既說周朝行徹法，又說雖周亦助，也是這個道理（參看第四章自明）。賦所出的，是人徒、車、輦、牛、馬等，以供軍用。今文家說：十井出兵車一乘（《公羊》宣公十年，昭公元年何《注》）。古文家據《司馬法》，而《司馬法》又有兩說：一說以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出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遞加十倍（《周官》小司徒鄭《注》引）。又一說以四井為邑，四邑為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出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鄭注《論語·學而篇》“道千乘之國”引之，見《小司徒疏》）。今文家所說的製度，常較古文家早一時期，說已見前。古文家所說的軍賦，較今文家為輕，理亦由此（《司馬法》實戰國時書。戰國時國大了，所以分擔的軍賦也輕）。
役法，《禮記·王製》說：“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周官》均人說：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小司徒說：“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惟田與追胥竭作。”案：田與追胥，是地方上固有的事，起徒役則是國家所要求於人民的。地方上固有的事，總是與人民利害相關的，國家所要求於人民的，則利害未必能一致，或且相反。所以法律上不得不分出輕重。然到後來，用兵多而差徭繁，能否盡守此規則，就不可知了。
古代當兵亦是役的一種。《王製》說：“五十不從力政（政同征，即兵役外的力役），六十不與服戎。”《周官》鄉大夫說：“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疏》說七尺是二十歲，六尺是十五歲。六隻是未成年之稱，其說大約是對的。然則後期的徭役，也比前期加重了。
以上是古代普遍的賦稅。至於山林川澤之地，則古代是公有的。手工業，簡易的人人會做，艱難的由公家設官經營。商業亦是代表部族做的（說已見第五章），既無私有的性質，自然無所謂稅。然到後來，也漸漸地有稅了。
《禮記·曲禮》：“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古田地字通用，田之外兼數山澤，可見漢世自天子至封君，將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皆作為私奉養，由來已久（參看第五章）。
市井租稅，即係商稅。古代工商業的分別，不甚清楚，其中亦必包含工稅。案：《孟子·王製》，都說“市廛①而不稅，關譏而不征”。廛是民居區域之稱。古代土地公有，什麼地方可以造屋，什麼地方可以開店，都要得公家允許的，不能亂做。所以《孟子·滕文公上篇》，記“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然則市廛而不稅，即係給與開店的地方，而不收其稅，這是指後世所謂“住稅”而言，在都邑之內。關譏而不征，自然是指後世所謂“過稅”而言。然則今文住稅過稅俱無。
而《周官》司市，必“凶荒劄喪”，才“市無征而作布”（造貨幣）；司關必凶荒才“無關、門之征”（門謂城門），則住稅過稅都有了。又《孟子·公孫醜下篇》說：“古之為市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龍即隴字。龍斷，謂隴之斷者。一個人占據了，第二個人再不能走上去與之並處。罔即今網字。因為所居者高，所見者遠，遙見主顧來了，可以設法招徠；而人家也容易望見他，自可把市利一網打盡了。這是在鄉趕集的，而亦有稅，可見商稅的無孔不入了。此等山川、園池、市肆租稅，都是由封建時代各地方的有土之君，各自征收的，所以很缺乏統一性。
賦稅的漸增，固由有土者的淫侈，戰爭的不息，然社會進化，政務因之擴張，支出隨之巨大，亦是不可諱的。所以白圭說：“吾欲二十而取一。”孟子即說：“子之道貉道也。”貉“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然則賦稅的漸增，確亦出於事不獲已。倘使當時的諸侯大夫，能審察情勢，開辟利源，或增設新稅，或就舊稅之無害於人民者而增加其稅額，原亦不足為病。無如當時的諸侯大夫，多數是不察情勢，不顧人民的能否負擔，而一味橫征暴斂。於是田租則超過十一之額，而且有如魯國的履畝而稅（見《春秋》宣公十五年。此因人民不盡力於公田，所以稅其私田），井田製度破壞盡了。力役亦加多日數，且不依時令，致妨害人民的生業。此等證據，更其舉不勝舉。無怪乎當時的仁人君子，都要痛心疾首了。
然這還不算最惡的稅。最惡的稅是一種無名的賦。古書中賦字有兩義：一是上文所述的軍賦，這是正當的。還有一種則是不論什麼東西，都隨時責之於民。所以《管子》說：“歲有凶穰②，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國蓄篇》）“輕”就是價賤，“重”就是價貴。在上者需用某物，不管人民的有無，下令責其交納，人民隻得求之於市，其物的價格就騰貴，商人就要因此剝削平民了。《管子》又說：以室廡③籍，以六畜籍，以田畝籍，以正人籍，以正戶籍。籍即是取之之意。以室廡籍，當謂按戶攤派。以田畝籍，則按田攤派。正人、正戶，當係別於窮困疲羸的人戶而言。六畜，謂畜有六畜之家，當較不養者為富（《山權數》雲：“若歲凶旱水泆④，民失本，則修宮室台榭，以前無狗後無彘者為庸。”此以家無孳畜為貧窮的證據），所以以之為攤派的標準。其苛細可謂已甚了。古代的封君，就是後世鄉曲的地主。後世鄉曲的地主，需要什麼東西，都取之於佃戶的，何況古代的封君，兼有政治上的權力呢？無定時、無定物、無定數，這是最惡的稅。秦漢之世，去古未遠，所以古代租稅的係統，還覺分明。
漢代的田租，就是古代的稅，其取之甚輕。高祖時，十五稅一。文帝從晁錯之說，令民入粟拜爵，十三年，遂全除田租。至景帝十年，乃令民半出租，為三十而稅一。後漢初年，嚐行十一之稅。天下已定，仍三十而稅一。除靈帝曾按畝斂修宮錢外，始終無他橫斂（修宮錢隻是橫斂，實不能算增加田租），可謂輕極了。
但古代的田，是沒有私租的，漢世則正稅之外，還有私租，所以國家之所取雖薄，農民的負擔，仍未見減輕，還隻有加重（王莽行王田之製時，詔書說漢時的私租，“厥名三十，實十稅五”，則合三十稅一的官租，是三十分之十六了）。漢代的口錢，亦稱算賦。民年十五至五十六，出錢百二十，以食天子。武帝又加三錢，以補車騎馬。見《漢書·高帝紀》四年，《昭帝紀》元鳳四年《注》引如淳說引《漢儀注》。案：《周官》太宰九賦，鄭《注》說賦是“口率出泉”。又說：“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泉錢一字，觀此，知漢代的算賦，所謂人出百二十錢以食天子者，乃古代橫斂的賦所變。蓋因其取之無定時，無定物，無定數，實在太暴虐了，乃變為總取錢若幹，而其餘一切豁免。這正和五代時的雜征斂，宋世變為沿納；明時的加派，變為一條鞭一樣（見下）。
至於正當的賦，則本是供軍用的，所以武帝又加三錢以補車騎馬。漢代的錢價，遠較後世為貴，人民對於口錢的負擔，很覺其重。武帝令民生子三歲出口錢，民至於生子不舉。元帝時，貢禹力言之。帝乃令民七歲乃出口錢。見《漢書·貢禹傳》。
役法：《高帝紀》二年《注》引如淳說，《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學之。疇之義為類。古行世業之法，子弟的職業，恒與父兄相同（所謂士之子恒為士，農之子恒為農，工之子恒為工，商之子恒為商。參看階級章）。而每一類的人，都有其官長（《國語·周語》：說宣王要料民於太原，仲山父諫，說“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司民協孤終，司商協民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奸，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皆可知也。”這即是各官各知其所管的民數的證據），此即所謂疇官。
傅之疇官，就是官有名籍，要負這一類中人所應負的義務了。這該是古製，漢代的人民，分類未必如古代之繁，因為世業之製破壞了。但法律條文，是陳舊的東西，事實雖變，條文未必隨之而變。如淳所引的律文，隻看做民年二十三，就役籍有名，該當一切差徭就夠了。景帝二年，令民年二十始傅。又將其提早了三年。役法是征收人民的勞力的，有役法，則公家舉辦事業不必要出錢雇工，所以在財政上，也是一筆很大的收入。
財政的規模，既經擴張，自當創設新稅。創設新稅，自當用間接之法，避免直接取之於農民。此義在先秦時，隻有法家最明白。《管子·海王篇》說，要直接向人民加賦，是人人要反對的。然鹽是無人不吃的；鐵器亦不論男女，人人要用，如針、釜、耒⑤、耜⑥之類。在鹽鐵上加些微之價，國家所得，已不少了。這是鹽鐵官賣或收稅最古的理論。此等稅或官賣，古代亦必有行之者。漢代郡國，有的有鹽官、鐵官、工官（收工物稅）、都水官（收漁稅），有的又沒有，即由於此。
當此之時，自應由中央統籌全局，定立稅法；或由中央直接征收，或則歸之於地方。但當時的人，不知出此。桑弘羊是治法家之學的，王莽實亦兼采法家之說（見第五章），所以弘羊柄用時，便筦鹽鐵、榷⑦酒酤，並行均輸、算緡之法（千錢為緡，估計資本所值之數，按之抽稅），王莽亦行六筦之製（見第五章），然行之既未盡善；當時的人，又大多數不懂得此種理論。汲黯說：天子隻該“食租衣稅”。晉初定律，把關於酒稅等的法令，都另編為令，出之於律之外，為的是律文不可時改，而此等稅法，在當時，是認為不正當，天下太平之後，就要廢去的（見《晉書·刑法誌》）。看這兩端，便知當時的人，對於間接稅法，如何的不了解。因有此等陳舊的見解，遂令中國的稅法，久之不能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