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一九三六年，我就到英國去了。一九三八年我從英國回來，因為那時候抗戰了，有好多事情要做。回來後，清華就讓我直接當教授了。從助教到教授，前後又是七年。現在有的人，身在研究機關，自己是大學畢業生，環境很好，又有書，又有雜誌，又有導師，更重要的還有黨的領導，但就是對趕世界先進水平沒信心。要知道，到二○○○年還有二十年啊，能不能趕上呢？從我的經曆裏麵，同學們可以算一筆帳，隻要一點簡單的算術知識，就可以得出解答。
以上是我早年碰到的困難。同學們可以想一想，在舊社會，又沒有書，又沒有錢，又沒有老師，甚至沒有燈光，電燈黃黃的，一點兒光，看不清。今天，在黨的關懷下，我們有這麼好的環境，我請同學們對比一下，一方麵要珍惜現在的環境，另一方麵要加強信心。現在很多人沒有信心：能不能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啊？四個現代化能不能搞得成功啊？等等。從我的體會講，我覺得有信心，趕得上。不過做個懶人可不行，要加強努力，才趕得上。
現在，再講我生平第二“劫”。抗日戰爭期間，我從英國回來，當時後方條件很差，回到昆明以後，吃不飽，餓不死。那個時候，有句話叫“教授教授，越教越瘦”。記得有這麼個故事：教師在前麵走，要飯的在後麵跟，跟了一條街，前麵那個教授實在沒有錢？回頭說：“我是教授！”那個要飯的就跑掉了。因為連他們也知道，教授身上是沒有錢的。
在那個時候，日本人封鎖我們，而且還轟炸。在那種困境之中，許多教授不得不改行，有的還被迫去做買賣，他們跑仰光，去買點東西到昆明來賣。我住在昆明鄉下，我住的房子是小樓上的廂房，下麵養豬、馬、牛，晚上牛在柱上擦癢，樓板就跟著搖晃。沒有電燈，就找一個油燈使用。油燈是什麼樣的呢？就是一個香煙筒，放個油盞，那兒沒有燈草，就摘一點棉花做燈芯。就是在這種微弱的燈光下，我從一九四○年到一九四二年完成了我的《堆壘素數論》，後來又跨入了矩陣幾何。
抗戰勝利了，我到美國去了，當了“洋教授”。我當“洋教授”也比較困難。別人是又有博士頭銜，又有大學畢業證書，我卻都沒有。在這種情況下，人家還是讓我當了教授。所以同學們可以看到，第一次在昆明的艱苦環境，由於堅持不懈，有了成果，人家還是不得不承認的。
第三“劫”，是“文化大革命”時期，我是“臭老九”，當然不能幸免。去年，外國又來邀請我去講學，有的老朋友很關心，也有點擔憂。他們說，這次華羅庚出國，可能要摔交，可能要露底了。為什麼呢？因為“文化大革命”中，圖書館我也不能進，十幾年不上圖書館了，還能不落後嗎？不但如此，大家都知道，那時候我一方麵是各處跑，搞統籌優選，是很忙的；另一方麵，背後還要防“四人幫”的冷箭。雖然時時提防，還是被射了不少，甚至在一九七五年被射倒過。所以，有些朋友的關心、擔憂是很自然的。但是，他們不知道我有一個上算的地方，就是“外通裏國”。什麼叫“外通裏國”呢？就是外國知道我的名字，有書出版就寄一點給我。這樣不通過圖書館，也可以知道一點國際行情。而且，他們不了解，我始終沒有放棄理論研究。那時候，我身體還好，白天緊張地搞優選法，有時上午跑四個廠，下午跑三四個廠，一天跑七八個廠。盡管這樣緊張，我沒有放鬆理論研究。我的理論研究是晚上進行的。做我的助手也不容易，說不定晚上一點鍾、二點鍾被叫醒，來考慮考慮這個問題怎麼搞。所以他們是很辛苦的。不過那個時候搞了理論研究還不敢說，因為如果哪一天我們暴露出來，有人就要說：你看這個華羅庚，用統籌優選作幌子，他實際上怎麼不忘搞他的理論研究。這種人後來一看形勢變了，他又改一個手法，說華羅庚就隻搞統籌優選，不搞理論研究。反正這種人理論不多，實際也不高，但他有一種本領，手裏有一根棍子，你搞理論他就打你的理論，你搞實際他就打你的實際。那時期我們的帽子當然不少囉，“唯生產力論”的帽子也戴過了，“以目亂綱”的帽子也戴過了。但你說你的，我幹我的。我隻知道統籌優選對人民有利，我要搞；我知道，沒有理論就搞不出優選來，所以理論也要搞。
到一九三六年，我就到英國去了。一九三八年我從英國回來，因為那時候抗戰了，有好多事情要做。回來後，清華就讓我直接當教授了。從助教到教授，前後又是七年。現在有的人，身在研究機關，自己是大學畢業生，環境很好，又有書，又有雜誌，又有導師，更重要的還有黨的領導，但就是對趕世界先進水平沒信心。要知道，到二○○○年還有二十年啊，能不能趕上呢？從我的經曆裏麵，同學們可以算一筆帳，隻要一點簡單的算術知識，就可以得出解答。
以上是我早年碰到的困難。同學們可以想一想，在舊社會，又沒有書，又沒有錢，又沒有老師，甚至沒有燈光，電燈黃黃的，一點兒光，看不清。今天，在黨的關懷下，我們有這麼好的環境，我請同學們對比一下，一方麵要珍惜現在的環境，另一方麵要加強信心。現在很多人沒有信心：能不能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啊？四個現代化能不能搞得成功啊？等等。從我的體會講，我覺得有信心，趕得上。不過做個懶人可不行，要加強努力，才趕得上。
現在，再講我生平第二“劫”。抗日戰爭期間，我從英國回來，當時後方條件很差，回到昆明以後，吃不飽，餓不死。那個時候，有句話叫“教授教授，越教越瘦”。記得有這麼個故事：教師在前麵走，要飯的在後麵跟，跟了一條街，前麵那個教授實在沒有錢？回頭說：“我是教授！”那個要飯的就跑掉了。因為連他們也知道，教授身上是沒有錢的。
在那個時候，日本人封鎖我們，而且還轟炸。在那種困境之中，許多教授不得不改行，有的還被迫去做買賣，他們跑仰光，去買點東西到昆明來賣。我住在昆明鄉下，我住的房子是小樓上的廂房，下麵養豬、馬、牛，晚上牛在柱上擦癢，樓板就跟著搖晃。沒有電燈，就找一個油燈使用。油燈是什麼樣的呢？就是一個香煙筒，放個油盞，那兒沒有燈草，就摘一點棉花做燈芯。就是在這種微弱的燈光下，我從一九四○年到一九四二年完成了我的《堆壘素數論》，後來又跨入了矩陣幾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