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人生的旅程，往往有不期然而然的際遇，孟子曾經說過人有“不虞之譽，求全之毀”。一個人的一生，如果在你多方接觸社會各層麵的經驗中，就會容易體會到孟老夫子的話，並非向壁虛構，確是曆練過來的至理名言。當在一九七五年，我因應邀講完一部《論語》之後（事見《論語別裁》前言），由蔡策先生悉心記錄，複受社會各階層的偏愛，慫恿排版出書。但我自知所講的內容，既非正統的漢、唐、宋儒的學術思想，又非現代新儒家的理路，到底隻是因應時代潮流的亂談，屬於旁門左道，不堪入流，因此便定名叫它“論語別裁”，以免混淆視聽，惑亂後學。誰知出書以後，卻受到廣大讀者的愛好，接連出了十二版，實在彌增惶恐，生怕誤人。因為徒手殺人，罪不過抵死而已，如果以學問誤人，便是戕人慧命，萬死不足以辭其咎。此所以在我們固有文化的傳統中，學者有畢生不願著書，或者窮一生學力，隻肯極其謹嚴地寫幾篇足以傳世的文章而已。這就是以往中國文化人的精誠，當然不如我們現代一樣，著作等身，妄自稱尊的作風。
但繼此以後，友人唐樹祥先生，在他擔任《青年戰士報》社長的時期，極力邀請在其報社繼續再講《孟子》《大學》《中庸》等所謂“四書”之學。唐社長平時說話極為風趣，尤其對我更是暢所欲言，不拘形跡。當他擔任中正理工學院政戰部主任的時期，常來拉我去講課，而且勸說：在這個時期，大家都忙得沒有時間讀書，你寫書寫文章有什麼用？多來講課，教授青年學子，還比較有意義。總之，我在他的盛情不可卻的壓迫下，隻好被他拖上講台。但當他調任報社社長的時期，他便說：多講還不如多寫的好。希望我多寫點東西，好交他在報上披露。他的能言善道，我對他真是莫可奈何。其實，我對講學則言不異眾，寫作則語不驚人，可以說一竅不通，毫無長處。但畢竟擋不住他的熱情，終於在一九七六年的秋天，開始在《青年戰士報》的樓上開講《孟子》。那個時候，也正是我思念在苦難中的父母，心情最難排遣的時期。講到孟子，就自然而然地聯想到千秋母教儀範的孟母，因此開宗明義，便引用了黃仲則的詩：“搴帷拜母河梁去，白發愁看淚眼枯。慘慘柴門風雪夜，此時有子不如無。”當然，這種情懷，不隻我一人是如此，在當時現場的聽眾們，大多數也有同感。同時，蔡策也對講四書的記錄工作，極有興趣和決心，他一再強調，這是他一生中最有意義的一件事。《孟子》講稿的因緣，就在唐、蔡兩位的鼓勵下完成。
後來因為俗務累積太多，自己沒有真正安靜的時間看記錄稿，因此，積壓多年無法完帙。目前，老古文化圖書公司的出書業務，正由陳世誌同學來擔任。他站在現代青年的立場，又一再催迫出書，我常笑他猶如宗澤的三呼渡河，左季高的大喊兒郎們出擊一樣，壯氣如山，無奈太過冒昧！然而他畢竟強人所難的做了，還要催我寫序。事實上，《孟子》的序言，實在不好寫，因此隻是先行略抒本書問世的始末因由，暫且交卷。書名“旁通”，卻又暗合宋代的桂瑛及元代的杜瑛兩位先生所撰的佚書命題。但我所以定名“旁通”的本意，仍如《論語別裁》一樣，隻是自認為旁門左道之說，大有別於正統儒家或儒家道學們的嚴謹學術著作而已，並非旁通各家學說的涵義。
但是人生的旅程，往往有不期然而然的際遇，孟子曾經說過人有“不虞之譽，求全之毀”。一個人的一生，如果在你多方接觸社會各層麵的經驗中，就會容易體會到孟老夫子的話，並非向壁虛構，確是曆練過來的至理名言。當在一九七五年，我因應邀講完一部《論語》之後（事見《論語別裁》前言），由蔡策先生悉心記錄，複受社會各階層的偏愛，慫恿排版出書。但我自知所講的內容，既非正統的漢、唐、宋儒的學術思想，又非現代新儒家的理路，到底隻是因應時代潮流的亂談，屬於旁門左道，不堪入流，因此便定名叫它“論語別裁”，以免混淆視聽，惑亂後學。誰知出書以後，卻受到廣大讀者的愛好，接連出了十二版，實在彌增惶恐，生怕誤人。因為徒手殺人，罪不過抵死而已，如果以學問誤人，便是戕人慧命，萬死不足以辭其咎。此所以在我們固有文化的傳統中，學者有畢生不願著書，或者窮一生學力，隻肯極其謹嚴地寫幾篇足以傳世的文章而已。這就是以往中國文化人的精誠，當然不如我們現代一樣，著作等身，妄自稱尊的作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