俠義小說的興起
純粹以個人為主角，描寫他的武技出神入化，而且有“技而進乎道矣”的造詣。而他們的行為，在個人方麵，類似隱士，對國家、社會或幫助正人君子的事業，卻滿懷俠義，或為鋤奸懲惡，或為濟弱扶危，甚之，劫富濟貧，也在所不惜。這是從唐人的傳奇小說開始，例如《昆侖奴》、《空空兒》、《聶隱娘》等故事，便是後世武俠小說的先聲。到了清朝中葉以後，俠義小說糅合了忠君愛國的忠義之氣，把鋤奸懲惡、除暴安良和劫富濟貧等社會不平的心理混合為一，於是便有文康的《兒女英雄傳》、石玉昆的《三俠五義》、俞樾的《七俠五義》，以及《小五義》、《續小五義》、《正續小五義全傳》。同時又有《施公案》、《彭公案》、《七劍十三俠》等，相繼勃然興起。但書中描述人物的邪和正以及人情世故的是和非，個人人品行為的善和惡，都是涇渭分明，一目了然。就如我們兒時看戲，看到紅臉出場，就知道是關公一樣的好人。看到白臉，就會想到和曹操一樣的壞人。總之，它的終結，不外是注意正邪善惡的果報。一麵藉此而宣泄人人胸中所有的不平之氣，一麵也以此而敦正人心，並宣揚傳統的“善惡到頭終有報，隻爭來早與來遲”的信念。至於描寫武功方麵，由《兒女英雄傳》的真刀真槍和拳來腳往的演變，到了《七劍十三俠》，便變為白光一道，飛劍取人首級於百裏之外的境界。看了真使人有神乎其技之感，歎為觀止。但也顯見小說家筆底的“武藝”，隨著曆史時代的發展，逐漸進入玄妙而神奇的想象意境。倘使從另一角度來看，則正好反映出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東方“止戈為武”，與西方的“尚武好鬥”的風氣，都從原始技擊和刀兵的運用，而進入神奇的要求。西方文化以物質文明為本，所以便發展為槍炮機械。中國文化是以人文本位和個人的精神為基礎，所以便把技擊進入以氣馭劍，或心劍合一的幻想境界。清末“義和拳”的誤國事件，雖然說是清朝宮室上下無知所造成，然而平時深植人心的劍仙俠客與《施公案》、《彭公案》等的小說故事，實在也是造成這種錯誤的重大原因之一。隻不過士大夫者流的知識分子，諱不自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