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對顯赫一時的孟懿子侃侃而談，他說：“若想賜邑內的人口增加，必須要做五點：第一要薄賦稅。如果賦稅太重，人民負擔不了，必然離此而去。第二要輕徭役。假如勞役過多，人民不堪其苦，就會紛紛逃亡，以致人口越來越少，這也是必然的道理。第三要慎刑戮。即使人民偶犯過錯，也不可任意處罰，濫加殺戮，否則，人民就會逃離此地，投奔他鄉。第四是定婚嫁。如果婚嫁無定期，則會出現不是早婚就是晚婚的現象，早婚則因為男女雙方發育未全，產生的後代必定體弱而不健康；晚婚則虛度青春，減低了生育，兩者都不適宜。我認為男子製定22歲、女子製定18歲為婚嫁期最合適，除殘廢、惡疾者外，不得逾期不婚嫁，否則家長應受處罰。第五是應該厲行節儉。奢靡浪費足以亡國亡身，故必須崇尚節儉，如此上行下效，才能臻於富強之境。如能切實做到這五件事，那麼，鄰近的百姓都會聞風前來，還愁人口不年年增加麼？”
孟懿子一邊聆聽，一邊頻頻點頭稱是。宴散時，他向孔子致謝說：“謹受教。”
孔子擔任司職吏的這段期間，由於工作較為清閑，時常和敬叔等人結伴出遊。有一天，他們一同去遊泰山，在途中見到一位鬢發皆白的老人，他身披鹿裘，項掛絲索，手裏拿著一把琴，且行且歌，一副自得其樂的樣子。
孔子覺得很奇怪，於是走上前作禮，問道：“請教老丈尊姓大名？”
老人回答道：“我叫榮啟期。”
孔子繼續請教說：“久仰榮老前輩的大名，請問為什麼如此高興？”
“哈哈！你問這個麼？我告訴你吧，我有三樂：天生萬物，唯獨人最尊貴，我生而為人，當然快樂。其次是，自古以來，男尊女卑，我有幸生為男子，這是二樂。第三，人的壽命有長短，有的剛出生就死掉，也有幼年夭折，更有中年身亡的。你瞧我，已經行年90歲了，身體還很健康，怎不令人高興？這是三樂。再說，貧窮本是士人的常態，死亡是人生的終局，一個人能居常而待終，還有什麼值得憂愁的呢？”
孔子轉過身來對敬叔說道：“真不簡單！他能如此地曠達，樂天知命，把人生看得如此地透徹，那麼，世間的一切憂樂都可以撇下不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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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啟期
榮啟期（公元前571～公元前474年）字昌伯，春秋時期郕國（今汶上縣北）人，生於周靈王元年（公元前571年），卒於周元王二年（公元前474年），終年98歲。榮氏祖先本與西周姬姓同宗，“周成王卿士榮伯食采於榮（今河南鞏縣西），因以為姓氏。”周莊王四年（公元前693年），榮叔公“奉王命見魯桓公，有功社稷，封為上穀大夫，始遷於魯，宅居郕邑（今山東汶上，古稱中都），是為魯宗之始”。榮啟期為叔公後人，精通音律，博學多才，思想上很有見解，但在政治上並不得誌，特別在老年以後，常常在郊野“鹿裘帶素，鼓琴而歌”，並以此自得其樂。
孔子對顯赫一時的孟懿子侃侃而談，他說：“若想賜邑內的人口增加，必須要做五點：第一要薄賦稅。如果賦稅太重，人民負擔不了，必然離此而去。第二要輕徭役。假如勞役過多，人民不堪其苦，就會紛紛逃亡，以致人口越來越少，這也是必然的道理。第三要慎刑戮。即使人民偶犯過錯，也不可任意處罰，濫加殺戮，否則，人民就會逃離此地，投奔他鄉。第四是定婚嫁。如果婚嫁無定期，則會出現不是早婚就是晚婚的現象，早婚則因為男女雙方發育未全，產生的後代必定體弱而不健康；晚婚則虛度青春，減低了生育，兩者都不適宜。我認為男子製定22歲、女子製定18歲為婚嫁期最合適，除殘廢、惡疾者外，不得逾期不婚嫁，否則家長應受處罰。第五是應該厲行節儉。奢靡浪費足以亡國亡身，故必須崇尚節儉，如此上行下效，才能臻於富強之境。如能切實做到這五件事，那麼，鄰近的百姓都會聞風前來，還愁人口不年年增加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