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義之戰”出師有理
美國第44任總統 奧巴馬
2009年12月10日 白宮新聞秘書辦公室
主席先生，陛下，王儲殿下，傑出的挪威諾貝爾委員會成員，美國公民們以及世界公民們：
懷著深深的感激和謙卑之心，我獲得了這個榮譽。它是一個指向我們最高理想的獎勵——即對於存在於我們這個世界上的殘酷和困難，我們並非隻能做命運的囚徒。我們的行動有作用，且能在正義的方向上改變曆史。
然而，如果我不承認你們慷慨的決議所帶來的巨大爭議，於我而言將是失職。（笑）一部分原因，是因為這僅是我世界舞台貢獻的開始，而非終結。相對於曾獲得此項榮譽的曆史巨人——施韋策國王、馬歇爾和曼德拉——我的成績是微不足道的。世界上到處有因追求正義而遭到監禁和打擊的人；有在人道主義組織辛苦工作以減輕人們痛苦的人；還有那些數以百萬計的不知名的，默默地以富有勇氣和同情心的行為激勵著最頑固的憤世嫉俗者的人。我不能說自己與這些人——一些為人所知，另一些卻隻被接受他們幫助的人知曉——比起來，更值得這項榮譽。
但也許我榮獲此獎項最深刻的原因就是我是兩場戰爭中一個國家的最高軍事指揮官。其中之一已經結束了，而另一場並非美國所要追求的衝突；其中一場是我們和其他42個其他國家（包括挪威）一起參加的——為了保護自己和所有的國家免受將來的襲擊。
不過，我們仍處於戰爭中，我仍要為數以千計的年輕的美國人在遙遠戰場的戰爭部署負責。有人將會舉起屠刀，而有人將會被殺死。因此，我懷著對武裝衝突的代價的敏銳認知來到這裏——帶著有關戰爭與和平關係的難題，以及我們想要以其中一個代替另一個的努力。
現在這些問題並不是新的。戰爭，不管以何種形式，在人類第一個人出現之時就隨之產生了。在曆史的曙光中道德標準不容置疑。它隻不過是一個簡單的事實，如同幹旱或疾病那樣——是不同的部落和文明之間追求權力和解決分歧的方式。
隨著時間的推移，正如法律規範在尋求控製集團內部的暴力行為一樣，所有的哲學家、神職人員和政治家也在想法約束戰爭的破壞力。一個“正義戰爭”的概念出現了，表明戰爭隻有在一定條件下才是合理的：如果它是作為問題解決的最後手段或是為自我防衛；武力的使用要適度；還有，隻要有可能，平民應免遭暴力。
當然，我們知道，在曆史上我們很難發現這種“正義戰爭”。人類不斷想出新方式互相殘殺的能力被證明是取之不盡的，不去憐憫那些不同種族，不同信仰的人的能力也是用之不竭的。軍隊之間的戰爭讓位於國家之間的戰爭——戰士和平民之間的區別變得模糊。在30年間，此類屠殺曾兩次吞噬這個大陸。雖然很難想象比擊敗第三帝國和軸心國更公正的事業，但在二戰中被殺害的平民超過了士兵的死亡數。
在二戰後的恢複期以及核時代到來的時刻，戰勝者和戰敗者都同樣清醒地意識到世界需要一個共同的機構來阻止新的世界大戰。於是，在美國參院抵製國聯達25年之久後，由美國牽頭建立一個維護世界和平的機構：馬歇爾計劃和聯合國機製——美國時任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因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聯合國機構的作用就是控製戰爭的發動，保護人權條約，防止種族滅絕以及限製最危險武器。
這些努力在許多方麵都是成功的。是的，恐怖的戰爭曾經打響，暴行也曾被犯下，但沒有出現第三次世界大戰。隨著人們歡慶柏林牆的拆除，冷戰結束。商業貿易將世界連接起來，數以十億計的人已擺脫了貧困。自由和自決，平等和法治在前進，盡管步履維艱。我們是過去幾代人的毅力和遠見的繼承者，理所當然這是我自己的國度所為之自豪的。
然而，新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中，這個結構就受到了新威脅的衝擊。世界可能不會麵對兩個超級核大國之間的戰爭前景發抖，但擴散可能會增加災難的風險。恐怖主義由來已久，現代的先進技術使得一部分憤怒的人能夠去殺害無辜。
此外，國家之間的戰爭越來越讓位於國家內部的戰爭。少數族裔或宗派衝突死灰複燃；分裂主義運動，叛亂的增長，戰敗的國家——所有這一切越來越多讓平民陷入了無休止的混亂。今天的戰爭，被殺害的無辜平民遠遠多於士兵。經濟危機，國家四分五裂，難民成堆，兒童受虐，未來衝突的種子已然深埋。
我今天並沒有帶來解決戰爭問題的最終方案。我所知道的是，迎接這些挑戰將需要共同的信念，艱苦的工作以及持之以恒，就如同數十年前那些如此大膽地采取行動的人們一樣。它還要求我們從全新的角度去審視“正義戰爭”和公正和平的必要性等提法。
我們首先必須承認確鑿的事實：我們不能在我們的有生之年根除暴力衝突。這將會比國家——以個人名義或國家名義發現暴力的使用不僅必要而且在道德上是正義的要多花上好幾倍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