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歡讀英國哲學家羅素（1872—1970）的著作，因為就是講哲理範圍內的事物，也總是深入淺出，既有見識，又有風趣，隻是板起麵孔講數理邏輯的兩種（其中一種三卷本的與白頭博士合著）例外。這位先生興趣廣泛，除了坐在屋裏冥想“道可道”“境由心造”一類問題之外，還喜歡走出家門閑看看，看到他認為其中藏有什麼問題，就寫。這就難免惹是生非。舉例說，一次大的，是因為反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戰，英政府讓步，說思想自由，難得勉強，隻要不吵嚷就可以各行其是，他說想法不同就要吵嚷，於是捉進監獄，住了整整半年。就我所知，還有一次小的，是租了一所房子，很合心意，就要往裏搬了，房主提出補充條件，是住他的房，要不在那裏宣揚某種政治主張，於是以互不遷就而決裂。這是迂，說通俗些是有那麼點別扭勁兒。別扭，缺點是有違“無可無不可”的聖人之道；優點是這樣的人可交，不人前一麵，人後一麵。話扯遠了，還是言歸正傳，說彗星。是1935年，羅素又出版了一本書，簡名是《讚閑》（商務印書館曾出版譯本），繁名是《讚閑及其他》，因為除第一篇《讚閑》之外，還收《無用的知識》等十四篇文章，其中倒數第二篇是《論彗星》。這裏應該插說兩句，是《讚閑》和《無用的知識》兩個題目會引起誤解，其實作者的本意是，應該少一些急功近利，使閑暇多一些，去想想，做做，比金錢虛而遠卻有真正價值至少是更高價值的事。
以下可以專說彗星了。且說羅素這篇怪文，開篇第一句是：“如果我是個彗星，我要說現代的人是退化了。”（意譯，下同）現代的人比古人退化，這是怎麼想的？他的理由是，由天人關係方麵看，古人近，現代人遠了。證據有泛泛的，是：住在城市，已經看不見充滿星辰的夜空；就是行於村野，也因為車燈太亮，把天空隔在視野之外了。證據還有專屬於彗星的，是：古人相信彗星出現是世間大災難或大變異的預兆，如戰爭、瘟疫、水火等，以及大人物如愷撒大將、羅馬皇帝的死亡；可是17世紀英國天文學家哈雷發現哈雷彗星的周期，其後又為牛頓的引力定律所證明，彗星的神秘性完全垮了。他慨歎說：“與過去任何時代相比，我們日常生活的世界都太人工化了。這有所得也有所失。人呢，以為這就可以穩坐寶座，而其實這是平庸，是狂妄自大，是有點精神失常。”
羅素自己也是科學家，大概是幹什麼嫌什麼，所以在這裏借彗星發點牢騷，其意若曰：連天都不怕了，還可救藥嗎！可惜他沒有機緣讀《論語》，否則發現“畏天命”的話，一定要引為知己吧？但也可能不是這樣，因為讓他扔掉科學，必是比扔掉神秘性更難。所以折中之道隻能是走老新黨或新老黨的路，在定律和方程式中遊蕩累了，改為看看《聊齋誌異》一類書，短時間與青鳳、黃英為伴，做個神遊之夢，以求生活不全是柴米加算盤，或升一級，相信沙漠中還有綠洲，既安慰又得意，如此而已。羅素往矣，青鳳和黃英也隻能想想，所以還是轉回來說彗星。羅素在這篇文章裏說，多數人沒見過彗星；他見過兩個，都沒有預想的那樣引人入勝。見彗星而不動心，顯然正是因為他心裏裝的不是古人的驚奇，而是牛頓的定律，可憐亦複可歎。且說他見的兩個，其中一個當是1910年出現的哈雷彗星，這使我想到與這個彗星的一點可憐的因緣。
我生於1909年初，光緒皇帝死，慈禧皇太後死，宣統皇帝即位，三件所謂大事之後不久，哈雷彗星又一次從地球旁邊溜過之前一年多。就看哈雷彗星說，這樣的生辰是求而難得的，因為如果高壽，就有可能看到兩次（哈雷彗星76年繞日一周）。即如羅素，壽很高，將近一百，可是生不逢時，就難得看到兩次，除非能夠活到超過115歲。不久前才知道，彗星的可見度，與相對的位置有關。北京天文館的湛女士告訴我，1910年那一次位置合適，彗星在天空所占度數是140，天半圓的度數是180，減去40，也總可以說是“自西徂東”了。這樣的奇觀，推想家裏人不會不指給我這已經能夠掙紮走路的孩子看看，隻是可惜，頭腦還沒有記憶的功能，等於視而不見了。